吉迎春表示，即使我们有完善的福利政策，也不意味着会有更多女性优先结婚、生孩子。

对于一个上大学前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高中生来说，“大学”和“专业”只是一个模糊的名词。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季迎春在填写高考申请表时第一次接触到社会学。她第一次接触社会学是通过高中老师的介绍美食加盟，并接受老师的建议选择了这个专业。

进入大学后，随着对社会学的深入研究，吉迎春对社会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希望通过我的研究，能让人们多了解一点我们生活的社会，进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

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处于关键发展阶段，“下海经商”成为一股潮流。当时还在大学校园读书的季迎春发现，很多人在这股潮流中赚到了第一桶金。她和朋友们免不了讨论口语交际，毕业后是顺应潮流下海经商，还是继续深造。“我发现，我对金钱的热爱，似乎比对学术的热爱少了一点。”也正是因为这样，季迎春在社会学领域不断探索，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选择研究方向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教授的研究兴趣结合起来。我当时感兴趣的是，人为什么要结婚？婚姻制度是不是人类社会一成不变的制度？这个制度和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什么关系？”

带着这些问题，季迎春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开始关注生育和避孕行为。后来，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的研究课题转向婚姻行为，探讨普通人结婚生子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在涉足“剩女”问题后，她开始真正进入性别研究领域。

季迎春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

季迎春对性别研究的浓厚兴趣，源于美国人口学会年会上一篇关于初婚年龄的学术报告。会后，一位英国教授与她就报告主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季迎春的论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女性比男性结婚早，结婚率也更高，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影响不大。“她指出，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与她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那篇关于‘剩女’的文章不一致。”从此，季迎春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婚姻家庭中的性别问题。

“我发现研究中国婚姻家庭离不开对性别问题的深刻理解，而研究中国家庭与性别问题又离不开对中国转型社会特殊语境的认识。”季迎春在理论研究中发现，西方的很多人口、婚姻、家庭理论都是在西方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西方工业化、城镇化不同阶段发展起来的不同理论往往只能解释当时的现象家常凉菜，这些理论对于中国转型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很多人口和家庭现象都是“治标不治本”。

“作为一个研究家庭、性别、人口的学者，我希望我的故事不只是又一个直接用西方理论和概念讲述的中国案例，而是一个有本土理论或概念、有中国内涵的中国故事。”

基于这样的思考，吉迎春于2017年在法国期刊《Temporalités》上首次发表了“马赛克家庭主义”概念，从家庭理论视角探讨中国转型社会的复杂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家庭制度是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

澎湃新闻：您最近的研究方向是“马赛克家庭主义”，这个概念具体指什么？

季迎春：马赛克家庭主义是我在2017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和理论，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发展、修改和丰富这个理论。为什么叫马赛克家庭主义？马赛克从直观的视觉上看，是一种不同元素、不同色彩并存、混合的格局。我认为现代中国家庭关系就像马赛克的格局，传统与现代元素在中国家庭体系中并存、混合、交织，并发展出新的东西。传统大家庭所重视的代际关系对现代中国家庭来说依然重要。同时，家庭结构、关系和互动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传统父权制弱化，父系和母系并重餐饮管理，代际关系更加平等、更加亲密，从而形成了双系、多核心、代际亲密的马赛克家庭模式。

这种家庭理论其实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有很大关系。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家庭关系的动态变化，凝结和构成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中国复杂的现代性。中国家庭制度的变迁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和组成部分。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家庭制度变迁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和组成部分？

吉迎春：我们表面上讨论的是中国社会家庭制度的变迁，但实质上讨论的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特征，体现了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性的复杂性和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

这种探索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或现代化理论的挑战。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传统与现代往往是二元对立或线性发展的，传统更多的是一种注定会消失的“残渣”，对人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指导意义或系统的参照意义，而现代性则是传统之后必然出现的现实。

我的研究目的在于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现代性：传统与现代的并存。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的社会仍然保留着大量传统的文化规范以及遵循这些规范的实践。传统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残余”，而且在塑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澎湃新闻：现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关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您认为中国有可能逐渐向西方更松散的家庭关系演变吗？中国和西方的家庭关系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季迎春：虽然我们认为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家庭关系影响很大，但这也与市场经济的特点分不开，市场经济风险大、变化莫测，为了规避风险，家庭成员之间往往抱团取暖，在经济、情感、精神上共同努力。

虽然中国家庭关系有其独特性，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模式。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扩张导致世界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从全球来看，稳定、高薪、有保障的工作总体上有所减少。

在发达国家，失业或者离婚的年轻人会回到父母家庭，以美国为例，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他们的代际关系比以前更加重要，特别是有研究发现，在美国，一些高收入群体可能更加看重和依赖稳定的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

澎湃新闻：从您的观察来看，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模式具体呈现什么样的形态？代际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季迎春：我们当前的家庭模式呈现为一种代际紧密共生、双系多核心的家庭制度。首先，这种家庭制度具有非常微妙的性别维度，不同代际女性的关爱和情感联结是这种家庭模式的驱动力和黏合剂。其次，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父系家庭结构传统，但在现代家庭模式中，出现了父系和母系并重的新趋势。父系家庭的地位被弱化，母系家庭的地位上升，出现了双系多核心的模式。第三即使战略游戏，小家庭与上一代人的关系更加紧密，呈现出一种相互帮助、相互依赖的局面。代际互动主要体现在金钱、情感和关爱等方面，尤其是不同代际女性在关爱和情感上的相互支持，促进了这种新的家庭模式的出现。

为什么要提到钱呢？这就是中国代际关系的特殊性。西方的亲密关系更多的是谈话和表达，也就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纯粹的关系”。但在中国，金钱也是一种情感表达方式。比如，在我的研究中，一些女性提到给父母钱，父母会很高兴。她们不一定用这些钱，但可能会用在孩子身上。那么什么重要呢？重要的是让老人感受到女儿的关爱和孝心，他们在乎的是这种情感电子游戏，而不是金钱。这里注意，金钱是情感表达和孝心表达方式，和西方日常的“我爱你”是不一样的。

澎湃新闻：所谓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家庭中是如何体现的？

季迎春：传统与现代的共存，一方面从宏观上体现了中国转型社会复杂现代性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在微观的家庭生活层面，体现了传统规范与现代实践的共存共生，例如新的性别实践与传统父权家庭规范的交叉与碰撞。

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规范，比如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又比如双家庭习俗的出现和增多。比如，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了住两头、同门结婚、双户主、双姓等各种富有创意的现代家庭行为。这些新习俗、新规范对中国社会的父权传统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传统的模式仍然存在。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照顾孩子、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不同代际的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责任。做最辛苦的还是女性和母亲或者女性和婆婆。这似乎是对传统父权制的再肯定和表达。事实上，不同代际女性之间的情感和照顾关系对双线多核心家庭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女性在家庭中仍然承担着不少责任，那么中国现在实行的全面二胎政策在客观上会不会促使更多女性回归家庭？

季迎春：首先我们要反思的是，女性为什么要回家？为什么每次工作和家庭发生矛盾，社会就要求女性回家？为什么所有照顾家庭的事情都落在了女性的头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双线、多核心、代际马赛克家庭，其实是对日益加重的家庭负担的一种战略性回应。一个职业女性不可能承担家务、育儿和照料所需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她需要父亲一方的公婆和母亲一方的父母的支持和帮助。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会帮助员工承担一部分抚养子女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但市场经济繁荣之后，随着单位的衰落和负担的减轻，抚养子女的责任又被市场化，回归到家庭。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责任回归家庭，并不意味着这些责任只应该落在女性身上，但在现实中，这些责任依然落在女性身上，这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性别规范有很大关系。

其实，客观上来说，女性回归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结果，之所以有这样的社会期待和实际结果，是社会结构、制度因素和长期积累的传统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在要想走出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就需要打破一些旧观念。

我们换个思路，女性回归家庭，是否会带来生育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其实不然。因为女性处于育龄阶段，特别是二胎时代，其实是一支非常成熟的劳动力队伍，她们完成了教育培训，在就业市场上也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训练，是未来社会经济生产力的核心力量。

这样的女性如果回归家庭，首先就是优质成熟劳动力的浪费和流失，而她的孩子要成长成为这样的成熟劳动力，可能还需要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而且她长期的脱离职场，可能让她无法顺利重返职场，或者她重返职场后就失去了离开职场时的优势，未来的职业走向更有可能是走下坡路而不是上升。这种情况其实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新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度的下降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来GDP增速的下降。由于她们不在劳动力市场中，她们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并不直接计入GDP，因此她们对经济的直接贡献减少了。当然，她们的无偿劳动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但她们可能得不到应有的社会认可和经济回报。

其他女性看到这个，就会用脚投票，影响自己的结婚生子决定和时机。其实这也是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社会晚婚、不婚、生育率极低的主要原因。过去是未来的教训。

支持性福利政策应纳入性别视角，重点关注那些想要生孩子但又有顾虑的人

澎湃新闻：中国传统的性别观念驱使女性回归家庭，但女性回归并不一定会提高生育率家庭生活，也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发展。那么，中国在制定人口政策配套政策时，应该如何回应这一矛盾？

吉迎春：因为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发达国家花了几百年才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这段路程。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还很不完善。虽然我们正在努力建立这个制度，但是由于我们人口众多，各地区发展水平不平衡，总体福利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育儿和养老是社会再生产中非常核心的问题，每个社会都要面对，也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如何看待社会再生产？谁来承担社会再生产的责任？

美国社会采取非常市场化的模式，照护和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交给了市场，但在西欧和北欧，则依靠社会福利制度，比如建立足够的托儿设施、提供丰厚的育儿假等。北欧在世界上尤其先进，他们特别注重从性别角度出发的人口与家庭政策和措施。中国社会现在面临这样的困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需要很长时间身心健康，特别是我们需要对家庭关系及其在我们社会的变化有透彻的了解。比如现在我们要提高生育率，要出台二胎政策。但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出台之后，很多配套政策需要跟进。

我认为在制定人口政策时，应该注意纳入性别视角。比如在产假政策上，北欧国家采取的是家庭假的模式，男女都可以享受这个假期，如果一方不休这个假期，可以收回，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鼓励男性休这个假期，这是一个比较平等的性别视角的政策。

假设一个产假政策在设计时没有性别视角，给生育过的女性三年的产假，并保证支付80%的工资。这看似充分保障了女性权益，但三年后她重返劳动力市场，又能有多大的竞争力？而且，如果没有配套的支持和完善的费用分担制度，市场性别歧视可能还会加剧。那么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女性在市场上遭受更多的性别歧视和职业瓶颈，家庭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分工也会更加固化。

纵观近三年的育儿过程，男性没有得到任何假期，经济责任加重，家务事变成女性的事情电子游戏，对家庭权力分配和分工将产生很大影响。这样的政策会让育儿基本成为女性的责任，固化过去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规范，无助于促进性别平等，也会阻碍女性的职业晋升。

另外，在中国的背景下，我们发现我们的家庭困难总是需要代际帮助，因此支持政策可能必须与我们独特的双线、多核、紧密共生的代际关系挂钩。

比如，城市里的一对年轻夫妇可能需要一位老人帮忙照顾孩子，政策应该如何支持这个家庭？这位老人可能是从偏远地区来到城市的，生活被连根拔起，如何让他在帮忙照顾孩子的同时，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娱乐和健康管理空间？这些都是制定政策时需要考虑的。

澎湃新闻：如果不落实合理的扶持政策，将会带来什么后果？

季迎春：一些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可能会加剧，女性在家庭中的负担也可能加重。一些女性甚至可能因为社会保障支持政策和照护设施不能满足她们和家庭的需求而不得不回到家庭。这些女性的决定和后果会影响其他未婚女性或独生子女女性的决定和行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难以促进生育率增长，也影响经济发展。

澎湃新闻：国家出台的政策对整体生育意愿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吉迎春：我们推出二孩政策，是为了应对人口红利的下降、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以及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问题。但是从数据上看，前两年出生人口数量确实有一定幅度的增长，现在看来，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生育率下降或者持续低生育率可能还是一个长期趋势。

也就是说，这个政策不是说所有人都要生孩子。这可不是打开水龙头就能解决的。我们生活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生活成本很高。对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来说，一个家庭需要两份收入，靠一个人的劳动基本不可能养活一个大家庭。所以当个人和家庭难以承担社会压力时，需要社会的支持，需要各方共同分担。这正是国家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

生育意愿最终是自愿选择的结果，任何国家的生育率提高都不是靠单一的政策要求就能实现的，政策能做的是帮助和支持那些想生孩子但因诸多客观困难而选择不生孩子的人，政策不能做的是强迫那些不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

因为在中国养育孩子的成本很高，再加上赡养老人的成本也很高，导致我们的家庭形成了双系、多核心、代际共生的马赛克家庭模式，这会直接影响生育意愿，普通家庭很难承担生育和抚养二胎的成本。

澎湃新闻：现在有些女性有顾虑，选择不生二胎，甚至根本不生，是不是也是出于经济、社会地位的考虑？

季迎春：当女性普遍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独立时，如果说传统的婚姻制度可能对她个人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她的教育和经济状况可以支撑她做出相对独立理性的选择：她可能会优先考虑个人发展，而不是进入婚姻。

这里的情况是“是否结婚”和“何时结婚”，进而影响“是否生孩子”和“何时生孩子”，而生育的时间又会影响该时期的生育率。

在人口学中，生育率不仅与女性是否生育有关，还与人口结构、何时结婚生子有关。如果结婚晚，生多个孩子的概率就不大，人口更替速度就会大大减缓。韩国、日本就是如此，经济发达，但生育率不高。在日本，已婚夫妇的生育率并不算低，但由于很多人不结婚或结婚很晚就业在线，导致社会整体生育率较低。

我们之前的独生子女政策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如果独生子女家庭只有一个女儿，父母自然会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女儿身上，这会导致女性的教育和经济成就更高。较高的教育水平会让女性更容易产生追求平等的意识，期待更加平等的家庭关系。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电子游戏，经济收入也会越高，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权就会越大，可以和男性平等地共同做出决定。

如果我们现行的婚姻制度仍然支撑着相对传统的两性关系，那么可能会导致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尤其是90后、95后，对“要不要结婚”、“什么时候结婚”产生疑虑甚至退缩。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在我们的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新一代的中国女性会做出和邻国类似的决定吗？

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非常完善的福利政策，如果这些政策不利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无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更多的女性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个人发展，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因此，这些福利政策不仅会影响已婚女性是否生孩子、生多少孩子的决定，也会影响未婚女性是否结婚、找什么样的结婚对象、何时结婚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