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大学教授

什么是符号？符号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对于人类来说，寻找意义是最基本的活动。一旦没有追寻意义的需要，人类的意识就终结了。因此，通过符号来表达和解读，成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特征，而接受者认为承载意义的感知，就是符号。

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科，因为任何意义只有用符号才能表达。国外符号学学者至今仍把符号学定义为“符号学”，这在汉语中是不成立的，在西方语言中也不适用。当然养生小知识，研究意义的学科有很多，如逻辑学、修辞学、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学、文体学、认知学等，但符号学是所有以意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美食，最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品质的学科。

文化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一切有意义的活动的总和。一切文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意义的生成、传播和解释的问题。因此页游，符号学的核心领域是人类文化；符号学的主要任务是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共同的方法论。用符号学的视角来探讨文化问题，可以从微观到宏观地解剖各种文化活动，深入地发现现象背后的规律，提出相对宏观的文化发展趋势观。符号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常被称为“文科的数学”。

以中国文化面临的迫切问题为例，符号学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所纠缠的意义判断和伦理价值问题，其实都是意义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道德看作是一个社会实际利益的考量，比如说“你不帮助别人，下次谁来帮助你？”，就已经把伦理底线理论付诸实践。在伦理符号学看来学文化，道德更多的是关乎生命的意义，是做人的基本品格要求，是建构自我意义的必要条件。再比如，我们正面临着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难题，比如虚拟世界和机器人、生态环境问题等等，我们始终都是从地球的实际利益和人类生存的前景来考虑这些问题。 这当然有说服力，但利益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因为利益有眼前利益、短期利益、长期利益、超长期利益之分，不可能让全世界都服从超长期利益。但当我们把世界看作是人类和生物世界共同拥有的意义世界时，我们就可以以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人类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符号学不仅仅是分析文化的工具，符号本身也成为当今文化的重中之重。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符号活动服务于物质活动，规范物质生产，如狩猎协调、种植时间等。只有在完成宗教、政治、祭祀或宴饮等“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时，符号的意义才首先显现。近20年来美食，我们目睹了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剧烈变化：当代文化迅速进入“高度符号化时代”：符号消费远远超过物质消费，与此相应，符号生产也不得不超过物质生产。当代，个体不仅作为物质生产者实现了生命价值，而且作为消费者，尤其是符号消费者获得了存在感。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社会阶级冲突和国际文化对抗中，对符号意义权利的争夺超过对其他支配权的控制，对互联网和大数据软实力的掌握超过对有形物质的需求。今天，不仅各民族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且整个人类文明面临的问题，绝大部分都是符号问题。无论我们关心人类的未来，还是想了解自己生活中的幸福与苦恼，不了解符号，就无法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更谈不上采取应对措施。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产业需要通过符号活动来推动，形成产业文化和商品文化。如果一个国家生产出缺乏品牌和时尚价值的“裸物”游戏引擎，产业将永远处于低级加工阶段。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在系统的符号活动中转化为文化产业。歌舞、体育、影视、旅游等原本是工作之余的消遣，现在却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的文化化、文化的产业化，带来了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这两者都需要通过符号活动来实现，而这恰恰是我国文化经济的短板。对中国消费文化进行系统的符号学研究已刻不容缓。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符号学在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迅速崛起成为一门重要学科。这也使得思考当代文化方向的学者们，把符号作为重要课题来研究。如今，高校中与符号密切相关的学科，如传播学、艺术学、影视学、设计学、广告学、品牌研究等，也纷纷转向符号学。

面对如此迫切的需求，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符号学界准备好了吗？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分析这些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并提出前瞻性的对策？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平面模特，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足够强大的理论武器。

现代符号学兴起于20世纪初，但人类意义活动的符号学却源远流长：《周易》是人类用来解释世界的第一个符号体系；先秦时期的儒、道、墨、法等都对意义问题有过深入的思考和激烈的争论；汉代出现的谶、卜、数、阴阳、五行等符号体系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的瑜伽行派和宋代兴盛的禅宗则是高度发达的符号思想宝库。这些丰厚的精神资产使中国成为符号大国。

符号学作为一场自觉的学术运动，始于20世纪初，在近百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几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瑞士学者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模式。20世纪初，索绪尔语言学在耶尔穆斯列夫、马丁内特、邦维尼斯特等学者手中迅速成熟，为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思潮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但也使其长期难以摆脱封闭系统观念。第二种模式是美国学者皮尔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逻辑—修辞学模式，促使符号学向非语言符号和非人类符号拓展；皮尔斯模式提出了符号的三相复杂结构，使解释成为符号学的重点。借助皮尔斯的理论，符号学在20世纪70年代演变为一个开放的系统生活感悟，并推进到后结构主义阶段。 因此，皮尔斯的理论成为了当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他的论述过于零散和简略，但却为后人留下了发展的可能。第三种模式的创始人是苏联符号学家幸福的瞬间，以巴赫金为先驱，随后以洛特曼等人为首的塔尔图学派对其进行了重大发展。这一学派坚持用符号学来研究社会和文化，尤其是他们的“符号领域”理论，始终以广阔的视野看待问题，但主要借鉴信息论和控制论爆料，具有浓厚的技术色彩。这三种模式都对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但又各有弱点，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语言学模式难以摆脱有机论的桎梏，过于依赖系统的整体性；逻辑—修辞学模式继承了欧洲修辞学传统，但也再现了经院哲学的繁琐； 苏联符号学派对所谓“三论”的狂热，很容易把符号学变成准科学，冲淡了人文学科的主观关怀。

正因如此，符号学近30年来在两个方向上飞速前进：一是与其他学派的结合，二是被广泛运用于文化研究的具体主题。与符号学最合乎逻辑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二者的结合首先推动了社会符号学的发展，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形成研究、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霍尔的表征与解码理论、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研究、鲍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等，都是这一结合的著名成果。他们争论的主要动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符号学也具有批判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成为当代学术界引人注目的潮流，成为符号学文化研究的建立基础。

符号学与精神分析学也相辅相成，弗洛伊德分析梦境所用的“修辞法”与符号的分析策略十分相似；拉康从“能指链”的角度探讨潜意识的符号构成；克里斯蒂娃则使符号学成为精神分析学与性别研究之间的桥梁；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实际上已经建立了一种“性别符号学”。

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理论系列关注意识中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标准，与符号学直接呼应。皮尔斯和胡塞尔都十分重视符号现象学；梅洛-庞迪最早在符号学与存在主义汇合的方向上思考；德里达从符号的角度发现了胡塞尔理论的盲点，为解构主义奠定了基础；卡尔、艾柯等人融合了接受美学，对符号解释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这是近年来符号学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符号学与上述三种理论共同构成了当代文化批评的四大支柱，它们之间的结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成果，符号学未来的发展离不开流派的融合。

建立文化符号学，我们采取以下思路：第一，追溯符号学的发展历程，概括符号学迄今为止的理论成就，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第二，考察符号学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它与其他现代批评流派以及中国传统符号学理论的结合；第三人民日报社，总结符号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应用；在以上三方面发展的基础上，综合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符号学理论。

但一个明显的偏见是，符号学仍然被中国人视为“西学”。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丰富，亟待系统梳理。要从理论上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学资源，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使符号学研究能够面向当代中国，解决各种迫切的意义问题，推动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