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没有什么比幸福更令人向往。幸福可能是事业有成，可能是家庭幸福，也可能只是日复一日平淡却“细小而确定的幸福”。无论如何，幸福永远是一种美好、诱人、值得追求的状态。

国家层面，我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根据联合国2020年发布的《世界幸福感报告》，中国排名下滑至第93位，芬兰再次夺冠，全球最幸福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9个都在欧洲。

人们对这一结果很是疑惑：为何中国人的幸福感较低？对此，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清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彭开平在分析相关问题时回答道：幸福不在于金钱、美貌，而在于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与人攀比，活得有价值、有意义。

彭开平教授在积极心理学训练中进一步阐释了幸福，即拥有积极心态需要“五种施舍”——面部施舍（以微笑面对生活）、身体施舍（改善自己的行为）、言语施舍（注意自己的语言）、精神施舍（端正自己的心态）、眼睛施舍（用智慧和禅意看待外界）。从这个角度看，感受到幸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刻意地去培养和营造它自助火锅，才能促进幸福。

幸福不是金钱带来的满足

毫无疑问，幸福往往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支持，如果连温饱都成问题，那获得幸福就更加困难了。但经济条件并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幸福远非简单的经济满足。

经济学领域有个“伊斯特林悖论”，这个悖论的内容是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正相关性消失。这意味着幸福感不会随着经济增长或收入的增加而持续增加。这个悖论解释了为什么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稳步提高。

获得幸福往往需要多种条件的结合。高薪的白领不一定总是感到幸福，他们可能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无法避免高强度的工作和工作压力，无法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看似无忧无虑的孩子也不一定总是感到幸福，他们可能每天面对满满的日程，面对父母的高期望，面对同龄人竞争的持续压力。

个体幸福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体层面，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婚姻状况等均影响个体幸福感；在社会层面，研究也表明，社会地位、社会信任、安全感与社会活动、地区犯罪率等因素均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

因此，幸福可以简单到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可以复杂到整个国计民生，其中，我们可以肯定，幸福绝不仅仅是金钱的简单满足。

幸福需要健康的关系

彭开平教授认为，人需要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寻找幸福，讨厌人际关系的人，其实只是没有处理好人际关系。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们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家庭中，与家人朝夕相处；步入社会后，我们需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各种群体产生互动。我们需要与他人合作，获取必要的物质资源；需要得到他人的关心、支持、信任和认可；甚至需要与他人交流，保持心理健康，避免孤独和抑郁。

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给我们带来直接而显著的利益，比如家庭和睦的成员主观幸福感越高，人们的人际关系越多，获得更多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的机会就越多。

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电子媒介的广泛使用，这将极大地影响个体的人际活动，毕竟电子产品往往将个体禁锢在与他人隔绝的固定私人环境中，减少了个体直接参与人际活动的意愿和机会。

我们习惯通过手机交流计划生育政策，在微博上留言，在朋友圈晒生活不幸福，在弹幕里吐槽心情……我们越来越原子化，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进入虚拟空间与陌生人交往，这种变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虽然我们无法抗拒这种趋势，但我们也应该注重维持多维度的人际关系。我们从远方陌生人的安慰中受益，但我们也需要身边人的拥抱和鼓励。

比较会降低幸福感

彭开平教授认为，进行比较很可能降低个体的幸福感。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比较，我们似乎需要通过比较来理解和评价自己的生活，融入他人的生活。

比较并不一定只有负面作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只有在比较中才有意义。比较可以提供激励，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比较，尤其是攀比的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俗话说知足常乐，爱比较的人更容易不快乐。

社会学家认为，人们在评价自身地位时，往往会将自己的相对位置与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这也可以理解为相互比较效应。这种相对位置的比较，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相对剥夺的心理感受。简单来说，一个人本来对自己很满意，但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对自己不满意。

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这些名校的内卷现象很可能更加严重。进入名校后，他们不断面临同样顶尖的同龄人的竞争，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人们不仅会与他人比较，还会与自己比较。享乐适应性理论认为，个体在评价自身幸福感时，常常以实际状态作为参照标准或基准，与过去、现在进行比较。例如，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的欲望也会增加。当收入水平低于心理预期水平时，个体的幸福感就会因欲望得不到满足而降低。因此手柄游戏，对自己形成合理的预期也是提高幸福感的重要途径。

我们总是给自己设定大大小小的目标。这种意识是必要的，但要注意不要设定过高、不切实际的目标。

人生别随波逐流

彭开平教授认为，当人处于“漂浮”状态、对生活“不认真”、不把握当下时，就较难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哈佛大学幸福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也对积极心理学进行了研究，他进一步把不快乐的人分为三类，其实本质上，这三类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漂浮不定”，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种人是那些牺牲当下幸福，只追求未来目标的人。他们最具有欺骗性，表面上看起来对未来抱有很大的抱负，过着有意义的生活，但因为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未来页游，而忽略了对当下的把握幸福感，所以很难感受到幸福。

过于关注未来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整天忙碌，很难享受当下的生活，很难享受奋斗的过程。无法劳逸结合，可能损害身体健康。如果未来目标没有实现，忙碌的人很可能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回头一看，会发现自己错过了很多同样有价值的东西，而错过的东西永远无法重来。

换言之，即使他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实现了梦想，但如果他们总是把幸福寄托在未来，他们就很难感受到幸福，长此以往，很可能会磨灭他们前进的动力，甚至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第二类人是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者甜品店，他们往往满足于短暂的感官愉悦。这种即时的快乐虽然容易快速获得，但却难以长久维持。为了持续获得这种快乐，享乐主义者必须不断寻求更新鲜、更刺激的感官体验。因此，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很可能损害个人的健康。

研究发现即使战略游戏，习惯自我放纵的享乐主义者，从长远来看，很难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上；总是享受当下快乐的人，需要及时的反馈和激励，难以忍受枯燥或不确定的工作，耐心等待之后更强烈的满足感。

例如，现代社会中，很多人用手机看视频、获取信息、聊天交流、网购等，获取即时的快感。这种现象太普遍了，人们很少反思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研究发现，超过1/4的大学生存在手机依赖问题。这不仅严重损害了他们的视力和睡眠质量，引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还降低了他们的学习效率，影响了人际关系。

虽然依赖手机娱乐听起来不像是享乐主义者，但如果长期以这种方式追求短期快乐，其本质与享乐主义者无异。相比其他更刺激的享乐方式，我们或许需要更加警惕这种“温水煮青蛙”的陷阱。

第三类人是悲观、消极、不积极的虚无主义者爆料，他们认为一切都令人失望，生活没有意义，所以干脆放弃对意义的追求。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逐渐兴起，对生命意义感等问题的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学者弗兰克尔认为，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动机就是追寻生命的意义。当一个人缺乏生命意义感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烦恼，严重者甚至会患上“精神神经症”。

以现代社会常见的加班现象为例，研究发现临床试验，自愿加班的人通常收入更高、工作条件更好，即便没有加班费也往往对工作感到满意；而非自愿加班的人则感到疲劳程度更高，工作满意度更低。

影响加班是否自愿的因素，大概就是对加班意义的不同理解。自愿加班意味着劳动者至少看到了加班的意义，因此对加班的自我感觉更好，对金钱补偿的要求更低。某种程度上，这种意义本身就等同于加班的补偿。

总而言之，幸福不只是不断前行，也不只是满足感官享受，简单快乐的生活并不能给人带来长久的幸福感，只有目标明确、充实、有价值的生活，才能给人带来可持续、健康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