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晔 | 武汉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呈现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902万人，比上年减少54万人，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死亡率为7.87‰。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人的生育观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们把多子多孙视为一种重要的福气象征，但现在我们却越来越惧怕生育。 不仅年轻人不再把生孩子当成人生使命，很多一直坚守旧价值观的父母也不愿意催生二胎，甚至劝年轻人少生孩子。我问了一位60多岁的阿姨，她的孙子今年7岁，最初几年都是这位阿姨带大的。这位阿姨很舍不得儿子再生一个孩子，她说：“我儿子经济条件好，再生一个也没问题。但是我怕照顾孩子，现在照顾孩子太麻烦了，儿子最好不要生，再生一个我也不愿意帮他们照顾。”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观念和行为的变化和很多因素有关，这里我们只讨论近年来家庭育儿的一个显著变化——育儿方式的精细化。 育儿方式的精细化使得家庭成员前所未有地将精力和家庭资源投入到育儿领域，不断引发年轻人和老一代的育儿焦虑，并影响到家庭的经济决策和代际关系。

1. 精致养育是如何产生的？

去年三月，我有了自己的宝宝。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养育孩子竟然是一个如此复杂的过程。一个体重约六斤的小人儿，居然有如此多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又可以搭配出各种所谓的专业术语。比如，仅就奶粉的准备，按照标准的养育方式，就需要准备消毒过的奶瓶和奶嘴，然后遵循先加水后加奶的原则，用45C°温水按照一定比例冲调奶粉，再用双手来回搓动将奶粉摇匀，并将奶瓶排气。宝宝消化能力较差，喝完奶后，需要用更专业的手法帮他们拍嗝，以减少胀气的反应。这只是最简单的一个，洗澡、抚触、早教、哄睡、晒太阳、内耳前庭训练……都有精炼的“科学方法”。 可以说，年轻的父母们还未充分体验到新生命诞生的喜悦，却已踏入了一个复杂的新世界，充满了陌生的词汇和语言、需要学习的知识和方法。有过分娩经历的老人也茫然无措，突然不知道该如何照顾孩子，有的老人甚至不敢在没有护士指导的情况下抱孩子。更让人紧张的是，父母们在实际操作中还要面对儿童保健门诊（简称儿健门诊）的“检查”。宝宝出生一个月后，儿健门诊会详细检查孩子的生长曲线是否符合标准、粗大运动和精细运动能力是否达到平均水平、认知能力是否存在问题……家长知识的完备程度、育儿培训的精细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每个月儿健门诊的成果。 很多家长在得到儿科保健医生的肯定时，通常会用“我被医生表扬了”等话语来表达开心，而达不到标准的家长则常常用“我被医生批评了”等话语来表达焦虑。“表扬”和“批评”其实在体检中都会用到，足以体现家长对儿科保健门诊的重视程度。达不到标准的家长很难摆脱对孩子的愧疚感，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他们大多会在各种论坛、分享平台上寻找各种经验，让孩子下次的表现更接近理想标准。

精细化育儿不再是少数高级家庭的特例，它已经构建了完整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法，成为全社会育儿共识，改变着传统的育儿习惯。这套育儿知识和实践进一步与儿童保健门诊等医学评估规则挂钩，强化了其“科学性”，演变成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硬规则”。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这套精细化育儿的知识体系，就会发现它显然有现代医学知识支撑，也确实增加了育儿的科学性影后，优化了传统育儿方式。但这个体系并不完全是“客观科学”，它非常混杂，充斥着似是而非的“科学概念”，知识贡献者众多，很多都不是来自正规医疗机构。但即便剥去明显的知识谬误，精细化育儿依然带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主观建构的产物，有明显的理论预设。在复杂的知识表达背后，显然有两套语言编码着我们的育儿实践。可以初步总结如下：

第一是理性的科学管理主义。科学管理主义最初用于工厂管理计划生育政策，强调能够找到某些合理的技术和方法，优化工厂的生产流程和生产方式虚拟偶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方法运用到幼儿保育上，基本保留了科学管理主义的核心特征。（1）标准化、量化管理。为增强可测量性和可操作性，将儿童的不断成长细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婴儿期第一年，这种划分更加细致社区服务，基本以月份为单位。每个月都有统一要解决的问题、训练重点，以及要达到的相应健康监测指标。这些规则、标准和指标非常细致，几乎涵盖了儿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5个月大的孩子，理想情况下，每次喝奶量应该在180ml~240ml之间，喂奶频率为4~5小时，总奶量在800~1000ml之间； 他的总睡眠时间理想情况下应该达到14个小时，白天的午睡和夜间的睡眠时间也应该保持良好的状态，还需要继续进行各种类型的训练，以提高认知和运动能力。（2）儿童的可训练性。科学的管理要求工作者从一开始就适应合理的操作规程。在育儿领域，人们也认为儿童能够通过成人的训练和引导，养成特定的行为模式，以适应更好的育儿模式。在这方面，婴儿睡眠训练就是典型。婴儿最初不能自行入睡爆笑校园，需要成人哄睡。科学的哄睡方法强调不断降低安慰程度，以提高婴儿的睡眠能力。有些行为方法甚至提供了一套不需要成人干预，让婴儿在短时间内哭闹的方法，让婴儿意识到睡眠时没有伴随的哄睡行为，从而逐渐学会自行入睡。 此外，大人也要努力规范孩子的作息时间，让他们逐渐适应更加贴近科学程序的作息时间安排，比如作息时间、喂食时间等。（3）风险预防主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风险，定期的监测和科学的育儿过程可以预防大部分风险——无论这些风险是高概率风险还是低概率风险，都应该时刻小心避免。比如，六个月大的孩子除了牛奶之外，还需要添加辅食，补充母乳以外的营养。在添加辅食的过程中，有少数孩子可能会对特定的食物产生过敏反应。你自己的孩子可能不属于少数，但显然不能为此冒险。所以，所有儿童辅食的添加，都必须在消除食物过敏的前提下进行。蛋黄的食用尤为典型，一开始只尝试八分之一的量，如果没有特殊反应，逐渐增加到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最后是整个蛋黄。 风险预防主义也是去经验主义，它通常结合量化、标准化的管理原则，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如果孩子在特定成长阶段没有达到相应指标，需要进一步进行科学的检查，以消除特定风险。

二是以性格养成为核心内容的心理语言。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是每个人都会形成独特而稳定的性格，它是性格、特征、态度和习惯的有机结合，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乃至一生的幸福和成就。性格的养成主要发生在人的童年时期，而家庭中的成年人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心理话语的可追溯性和发展性特点无疑强化了幼儿时期家庭教养的重要性，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家庭的责任。在众多关于性格养成的心理语言中，有几个词最受家长关注。（1）性格与习惯。孩子如果想在未来取得好的成绩和表现，必须从一开始就养成特定的性格和习惯。性格一旦形成，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在性格的各项评价指标中，家长尤其看重专注力、自主性等人格特质。为了培养专注力，大人不要随意逗弄孩子。 “过度陪伴”容易耗损婴幼儿的注意力。让他们具备独立玩耍的能力。为了培养自主性，应鼓励婴幼儿独立进食。不管弄得有多脏，只要他们有独立进食的意识，大人就可以收拾。（2）安全感与创伤。婴幼儿的安全感被认为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幸福和快乐。缺乏安全感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修复。 引用一位博主对婴儿孤独无助感同身受的话：“胎儿在妈妈体内是完全安全的状态，他的所有需求都会自动得到及时的满足。但从出生那一刻起，他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没有温暖的包裹，没有及时的满足，他的安全感被彻底击碎了！他只能通过哭闹来发出需要的信号，他软弱无助，这就需要父母的爱和及时的回应，帮助宝宝重建安全感。”基于安全感的要求，父母对孩子需求的回应被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对需求的回应不足、不正确，很容易导致安全感的缺失。

这两套语言是精细化育儿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们为育儿提供了新的词汇和语言，不断强化精细化育儿的合理性。但科学管理主义所强调的对孩子的规范化管理、可训练性、风险防范等并不能完全符合孩子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以人格塑造为核心的心理学也带有明显的成人预设和主观投射。很多网络传播主体对这两套语言的泛化使用，进一步加剧了其与“科学”的距离。可以说，当前被广泛认可的精细化育儿，包含了大量主观建构和“意识形态”的成分，但它确实改变了我们的认识，也极大地改变了当代的育儿实践。它传播得如此广泛，只要问问年轻一代的父母，几乎所有人都熟悉这套精细化育儿的各种专业词汇和操作方法。

2.精细化养育带来的家庭变化

中国人历来具有代际价值观，人们普遍把养育孩子、为孩子提供发展条件视为一项基本的生活任务，只有完成了生活任务才算尽到了责任，生活安宁。在这种代际价值观的影响下，很多家庭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养育孩子来安排的。因此，育儿的精细化、复杂化不仅仅是育儿实践的改变，也对中国家庭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很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第一，育儿专业化、育儿消费市场崛起。精细化育儿迅速塑造了育儿知识与实践的壁垒，不仅让新晋父母无所适从，也瓦解了父母一代传统育儿经验的价值观。育儿逐渐从一种近乎本能的实践，变成了需要完整知识的专业活动，为市场资本深入进入家庭提供了条件。在育儿普遍焦虑下，各类医学专家、母婴博主、育婴师开始成为知识输出的主要群体，他们在各大平台创造新语汇，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方式。月嫂、育婴保姆、睡眠教练、月子中心、早教中心、托儿所等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层出不穷，成为专业服务的提供者，分担人们的育儿焦虑，制造新的焦虑。除了专业人士和机构，解决育儿问题还需要便捷、专业的工具。琳琅满目的母婴产品出现在人们面前。 奶粉这么复杂，买消毒柜、恒温水壶、奶昔机、温奶器就成了人们必然的选择。与此同时，评估儿童健康发育的评估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机构有医疗属性，但也是市场的重要成员，一些知名的商业儿童保健医生一票难求。可以说，育儿知识几乎等于育儿消费，这些消费品价格不菲，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不能让孩子偏离科学育儿。比如育儿知识上说，宝宝一岁前不能吃糖和盐，婴儿零食需要单独购买，在成人零食区只要几元钱的一罐50克膨化食品，在婴儿区基本都要20多元。拥有专业技能的月嫂、育婴师的人工价格，远远高于普通家庭劳动力。 一位妈妈感叹，请育儿保姆回来就像请佛祖一样养生之道，她不做家务，只照顾孩子，你还要自己买菜做饭。

第二，诱导育儿焦虑、劳累式育儿。精细化育儿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体系，依靠科学和心理学的话语，将育儿实践与幼儿身心健康和未来幸福紧密联系起来。这些联系有的是真实的，也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内容，但无一例外，都制造了强烈的育儿焦虑。在利益逻辑下，市场主体也加入到焦虑的制造中。正如很多人意识到的，社交焦虑背后隐藏着“财富密码”，他们放大某些做法的优越性，以及违反这些做法的危害。很多年轻父母因为孩子在某个阶段不能达到科学育儿的标准化要求，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自责没有照顾好孩子，担心孩子是否有问题，担心孩子将来很难取得更好的成绩。比如，科学育儿不再提倡早期走路，而是鼓励宝宝多爬，早教标准中规定，宝宝爬的时间不得低于500小时。 爬行不仅被认为有利于宝宝的运动表现搞笑动画片，还直接影响宝宝的大脑发育。在这个标准下，爬行较晚或者跳过爬行阶段直接走路的宝宝大多被认为存在粗大运动发育迟缓。这些宝宝的家长很着急，通常会想各种办法来强化宝宝的爬行训练。

从根本上说，这套以理性科学管理、以人格为中心构建的育儿理念并不能完美地与现实相匹配。儿童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性，某一阶段存在的问题，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比如有的孩子学走路、学说话比较晚，但并不影响其成长。但科学育儿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为孩子设定了标准化的成长指标和运动认知水平，这必然会造就“问题儿童”。客观地说，这些标准可能有助于筛选出极少数真正有问题的孩子，但却让绝大多数正常儿童和正常家庭陷入育儿焦虑之中。此外，同一种语言中还存在很多冲突和矛盾，比如为了让宝宝符合科学的作息规律，通常会强调需要对其进行强化训练，用成人的规则来引导宝宝的行为。但心理学上对安全感的强调家庭生活，要求家长尽可能地回应孩子的需求，给予孩子足够的安全感。 从这个角度看，精细化养育本身会产生各种矛盾，但这些矛盾可以转化为家庭焦虑。由于家庭分工的客观存在，这些养育焦虑更容易发生在母亲身上，需要母亲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养育孩子。

第三，新时代塑造代际矛盾的主要内容也引发了新的家庭矛盾。在中国的家庭模式中，父母之间的育儿合作现象十分普遍，为了让小家庭更好地发展，解放年轻一代的劳动力，父母通常会参与到孙辈的抚养中。精细化育儿的出现，使两代人育儿观念和育儿实践的差异迅速拉大。由于支撑育儿的价值观和知识体系不同，育儿方式的差异非常显著，几乎普遍存在于所有的育儿行为中。比如，老一辈认同与婴儿进行亲密的身体接触，毫无顾忌地亲吻婴儿的脸和手，而年轻父母则担心这种接触带来的细菌传播和疾病风险；老一辈强调婴儿的自然发育，通常也会忍不住“可怜”孩子，阻止年轻父母进行各种训练，老一辈希望孩子多走路，而年轻人则要求孩子多爬； 老一辈很早就和孩子一起吃饭，而年轻人则要求孩子分食，不加盐、不加糖；老一辈喜欢毫无节制地逗弄孩子，而年轻人知道过度的逗弄可能会导致孩子错过睡眠点，进而难以入睡。精细化养育涵盖了育儿的方方面面，育儿中的代际冲突也体现在方方面面。与传统时期亲密的家庭生活不同，现代小家庭形成初期两代人接触有限，生孩子才是代际深度互动的真正开始。在女性主导的育儿模式下，代际冲突通常会转化为婆媳矛盾。年轻女性刚刚步入家庭生活，家庭中弥漫的育儿焦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冲突。很多年轻女性在精细化养育实践被破坏时，有着强烈的愤慨，她们试图与公婆沟通，有些沟通是成功的，但彻底的转变似乎很难实现，冲突在所难免。 围绕育儿形成的婆媳矛盾，正成为不少家庭的核心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难以化解。加之完善标准的确立和市场购买手段的供给，加剧了家庭支出压力，引发了新的家庭矛盾。经济能力较强的家庭，能够负担得起各种优质的市场服务和市场商品，而很多经济能力较弱的家庭则陷入两难境地。有的家庭选择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给孩子“更好”的照顾；有的家庭放弃了“更好”的选择，但内心却积累了强烈的不满。这种情绪表面上表现为对孩子的愧疚，但通常也包括对家庭收入的不满。

我们常常把生育成本视为一种物质投入，但随着育儿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护理研究，需要家庭加大经济投入，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内部因育儿而产生的矛盾和摩擦也随之增多，消耗了人们对生育的期待和幸福感，增加了生活的紧张感和无助感。很多女性不愿陷入劳累的育儿中，很多老人也不愿从事如此复杂的育儿工作。更多的人对育儿领域的代际合作心生畏惧，试图通过少生孩子来逃避父母育儿的沉重负担和家庭矛盾。生育成本这一块也许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但它正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家庭生活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转型中的社会生活与话语体系

我们正处于生活革命的时代，新的社会生活实践层出不穷，不同的话语和群体竞相对新生活进行定义和解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革命不仅仅是生活实践的改变游戏引擎，更是理解生命的编码体系的全方位变革。问题在于，新的话语究竟是为了解放生命、服务于更好的生活，还是为了规训生命、将生命置于新的价值剥削体系中。新一代年轻人在成为父母的同时，渴望更多科学的知识来指导育儿。新知识的确带来了进步，但在这个领域，中国家庭对孩子的强烈关注、资源向下流动的代际支持模式，创造了巨大的利益空间。这个利益空间激发了各主体不断提供有利于市场盈利、制造社会焦虑的话语体系。可以说，育儿领域当前的话语场是鱼龙混杂的，制造社会焦虑、将家庭育儿引向市场构成了主要方向。 一旦制造社交焦虑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化方式成为人们解决育儿问题的主导选择，必然会削弱育儿的幸福感，耗散更多的家庭资源，带来更多的家庭矛盾，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