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研究 07/2009 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 本文以四川省会理县李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调查该村妇女对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数、理想性别结构、生育时间等问题的认知，描述当代农村妇女不同年龄段生育意愿的差异，分析差异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为继续转变农村生育意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研究提供参考。 1.研究准备 调查地点 李村隶属于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所在的李红乡是一个彝汉杂居的农业乡，经济结构单一，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2008年全乡总人口3461人，少数民族约占40%。 家庭年平均纯收入约28元；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由于缺乏完整的统计数据，据乡政府工作人员表述，28年来里红乡妇女平均受教育程度未到小学毕业，老年组和中年组未受过任何教育的比例过高，年轻一代中，上过小学的比例增加，198年以后出生的普遍上初中。分组与数据分析本研究调查对象共15人，其中1949年以前出生的42人，1995年至1969年出生的52人，1997年以后出生的56人，本文分别称为第1组、第2组和第3组。 这样划分主要是基于她们的生育行为发生的时间与当地生育政策实施和调整的时间基本一致，这样更易​​于考察政策对她们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分析中，文章力图用女性自己的话语去维系她们在生命中的意义。2.分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生育目的是指“为什么要生孩子”，客观上表现为对生育功能的追求，对生育数量和性别偏好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将生育的功能归结为养老、经济、安全、精神、生命意义等，本研究也从这些方面入手（表）：养老需求是影响农民生育的主要因素，在不同年龄段人群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需求呈现下降趋势。第一组人群最依赖子女的养老功能，低于第二组人群，但仍然占比高达84.6%；第三组人群依赖程度明显下降，为48.2%。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对第一组人群影响最大，在第三组人群中明显减弱； 第二组转型性表现突出，受传统文化影响，部分继承落后观点，同时受到生育政策等新观念的影响，其观点具有相对鲜明的新生育文化特征，生育的精神功能和情感慰藉功能在中老年女性中几乎被忽视。第一组和第二组在这两项——不同年龄段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比较研究——中均进行了选择，以四川省海里县李村为例。摘要：本研究采用生育目的、理想子女数、理想性别结构、生育时间四维指标测量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通过对四川省海里县李村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作者发现当代农村妇女不同年龄段的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年龄越大，生育意愿越传统，反之亦然。

文章从女性的描述中总结出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即生育政策、实际生育需求、经济因素等。 关键词：农村妇女；年龄段；生育意愿；比较 满足长辈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愿望，确保晚年安稳生活 1949年（42） 1950-1969年（52） 频率（人） 占比 频率（人） 占比 1740.518 1970-1969年（56） 频率（人） 占比 32.27 8.2 做人的意义就是延续自己的姓氏和子孙，结婚之后顺其自然，每个人都应该经历。 养育子女能给生活带来乐趣和晚年精神寄托2727236.230.332.232.9的比例都比较低，但开始受到农村青年女性的重视。第三组，.%的人认为生孩子的原因之一是养育过程中的生活乐趣，另有2.9%的人为了晚年有精神寄托而生孩子。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数呈下降趋势，期望子女数与政策子女数开始趋同。第一组子女数最为理想，在“您认为一个家庭生几个孩子最好？”问题中，69%的人选择一个或多个，选择一个的不足20%。第三组也有2个孩子的比例在增加，为23.2%。对多子女家庭的偏好在下降，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少生子女。 第一组中，认为孩子多比孩子少好的有3人，占90.%；他们对数量的理解也与问卷设计一致：3个或更少，就太少了。

第三组中，认为家庭少生孩子好的人占比继续增加，有53人选择少生，占比9.6%，认为多生孩子的只有3人。这3人都有过养育孩子的失败经历，他们更多认为的是，多生趋势会增加但不会成为主流，而独生子女趋势的预测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一组中，有3人认为独生子女家庭不会增加，农村继续保持现在的水平，有23.8%的人认为独生子女家庭会逐步增加。第二组中，有8人认为2个孩子是符合农村家庭实际需要的数量，所以出生孩子数量不会增加，但生2个孩子的人数不会减少。第三组中，有27人认为未来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会越来越多，占比8.2%； 2人认为由于管教难度大，生育子女数量会减少；27人认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2个孩子满足实际需要，农村生育子女情况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占8.2%。 理想性别结构 年龄越大，对男孩的需求越大，性别偏好越明显。第一组以男孩为优先，20人（7.6%）认为如果只生一个孩子，男孩比较好。20人（7.6%）认为男女都可以。虽然男女都可以，但是他们的描述表明，他们接受命运的安排，“缘分就是缘分，命中注定生女孩就生女孩，命中注定生儿子就生儿子”。第二组只生孩子的预期与上一组相比发生了变化，性别偏好的界限模糊，重男轻女的倾向减弱，男女都可以的情况更加普遍，对女孩一视同仁的新现象明显。 78.8%的人认为男孩女孩没有区别，都一样优秀。

理想男孩数也显示该群体对男孩的追求有所减弱。认为只要有一个孩子就够了的有36人，占比约70%，认为有没有男孩都无所谓有9人。第三群体对男孩的偏好与前两组相比明显减弱。关于理想男孩数，最常见的表达是“可以没有，但最多一个”，认为农村家庭最多需要男孩的有38人生育年龄，占比67.9%，选择有没有男孩都无所谓有5人，占比26.8%，认为最好生2个的仅有3人。对男孩偏好的减弱还体现在生育性别期望上，73.2%的人认为男孩女孩都可以，7.9%的人希望女孩，8.9%的人希望男孩。理想的性别结构是儿子女儿都有，女儿是青年农民最佳的理想性别结构。 与传统的多子女话语不同，李村妇女更在乎儿子和女儿都生。甚至第一组不想要多儿子，而是儿子和女儿都生，最好是2个女儿（表2），这才是她们认为的完全幸福的状态。第二组对性别结构的要求与第一组一致，也希望儿子和女儿都生，但数量减少了（有女儿的家庭最幸福，88.5%的人认为有一个女儿是理想状态）。第三组对子女性别结构的要求比前两组更为开放。从表4可以看出，这一组对理想性别结构的选择与前一组一致，也追求儿子和女儿都生，数量也是1个女儿：44人认为生育时间由“早”变为“晚”，养育条件由传统型变为现实型。

第一类人群普遍持有“早生早育早幸福”等早育观。虽然对“早育”没有明确的界限，但在他们的描述中还是有一些基本特点的，有的认为应该趁年轻生育；有的认为应该在结婚后生育。与第一类人群相比，第二类人群不再追求早育，而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此外，“感情、家庭、年龄、生活等条件都合适就好”的观点也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条件合适的标准并不确定，有的需要较长时间适应新环境，有的则能很快建立家庭氛围。第三类人群的转变更为突出，他们更加注重感情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和家庭感情等被频繁提及，认为家庭经济条件满足后生育对母亲身体健康、孩子身心健康都有好处。生育间隔呈现扩大趋势，由“近”变为“疏”。 第一组对生育“近”与“早”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适宜生育年龄间隔比较分散，从1岁开始不等。如果将4-6岁的国家标准划分为“疏”，那么这一代人认为适宜生育年龄间隔为“近”，有25人属于此类，占比约60%；认为间隔4年以上较为适宜的有17人。第二组在生育间隔方面以“疏”为突出特征，认为年龄间隔为13.5年、符合4岁的政策要求的有14人，占比26.9%，认为年龄间隔在4年以上有31人，占比59.6%。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代人对于生育间隔的认识既是政策强制的结果，同时也是一种自觉的选择。第三组人群的“稀”性更加突出，仅有8.9%的女性赞同密集生育，而这种密集生育主要是为了考虑一次性完成生育，以便专心建设家庭。此外，91.9%的女性赞同稀生育间隔，这与国家的规定是一致的。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在生育时间的选择上，这一群体完全是自主决定的，是主观选择而非政策强制。终止生育时间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终止生育时间提前，第一组人群的意向生育时间均发生在30岁以后，与自然终止生育时间相差无几； 64.3%的女性在36岁以后结束生育，23.8%的女性在30岁结束生育，11.9%的女性在40岁结束生育。第二组女性的生育受到了国家的干预，因此，她们的生育意愿时间明显反映了她们对生育政策的认可和接受程度，57.7%的女性希望在25岁至30岁之间结束生育，26.9%的女性希望在31岁至35岁之间结束生育，希望在36岁以后结束生育的仅有15.4%。第三组女性不仅打算更早结束生育，而且结束生育的人数也更为集中，决定在30岁之前结束生育的占比为67.8%，比前两组女性的结束生育年龄要早得多，但是在30-35岁这个生育高峰期，只有16%（28.6%）的女性生育。 40岁之前就彻底终止生育了。

三、李村妇女生育观念的经验与启示李村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意愿既有差异，又有共性。但总体来看，李村已初步由“早育、重生、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模式，转变为以“少生、优生、优育”为核心的新生育模式。在农村巩固这一新的生育意愿，有利于稳定现有的低生育水平，继续推动农民生育观念的彻底转变。 表2：理想的性别结构（-1949年） 表3：理想的性别结构（1950-1969年） 表4：理想的性别结构（1970-） 次数（人） 比例 1023.8 1433.3 听天由命 14.3 次数（人） 比例 无所谓 4478.6 次数（人） 比例 无所谓 4688.5 77 中国青少年研究 07/ 2009 调查研究版 生育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李村的经验看，在国家没有干预、自然生育的条件下，农民期望多生，重男轻女的倾向明显，生育时机也表现出早生、多生、晚终止的特点，第一组就是如此。 “以前人们总想多生孩子，多找帮手，多干活，干活儿就干得出来，没人敢欺负他们，等他们老了，有人照顾，他们就幸福了。”国家干预农民生育后，上述情况明显改变。第二组生育意愿体现了生育政策对农村生育状况和意愿的改变作用。“政策只允许两个孩子，我们打算只生两个，生多了挣钱养不起，生少了又怕他们成才不济，老了也没法依靠。生两个，一个靠不住，另一个就靠住，不可能两个都没用。”第三组对生育政策的态度由自觉遵从转变为内化自身的价值观。“女儿和儿子都一样，我们觉得应该生两个，但生两个孩子，一个靠不住，另一个就靠不住，不可能两个都没用。” 一方面，国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