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 CHARLS 数据实证分析：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及建议

摘要：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1年的数据，系统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

生活方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霞[1]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加剧，我国现阶段也进入老龄化社会，如何养老成为现阶段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当前，养老资源谁来提供、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正经历着人口快速老龄化进程：截至2019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53亿，占总人口的18.1%。因此，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本文研究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同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王者荣耀比赛，与子女同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更加增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能得到改善。最后提出了提高老年人幸福感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生活方式；老年人幸福感；CHARLS数据

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米其林三星，我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2019年我国GDP增长6.1%，达到99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实际增长5.8%，现已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人们更加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这一直是民众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正经历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受到大家的关注，这不仅关系到2亿多老年人切身的福祉和养老质量，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建设。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如何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现有文献和现实生活经验表明，居住方式与老年人口的幸福感相关，也能缓解老年人的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症。老年人退休后，逐渐疏远社会交往心理健康的标准，接触最多的是家人，尤其是子女。我国传统的居住方式是多代同堂，这成为老年人与子女互动的重要载体和纽带。笔者通过对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和不与子女同住两种居住方式进行分析，探究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2. 研究概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养老方式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方式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上，关于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文献相对有限。起初，研究者们关注不同养老方式对老年人健康状况和死亡率影响的差异，并分析其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但对养老方式的界定多侧重于居住模式，即老年人与谁同住，因此研究者主要探讨居住地点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对精神层面的影响研究并不深入。后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抑郁倾向等主观感受对生活的影响，探讨不同养老方式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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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在养老院居住的老人在自评健康、孤独感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均优于与家人同住的老人。同时研究发现，独居、与家人同住和在养老院居住三种居住方式对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差异不大。王小瑞（2015）分析了不同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作为工具变量，研究与子女同住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王燕（2016）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老年人的幸福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老年人对幸福感的自我满足程度，而幸福感的自我满足程度与环境有一定关系。可见，不同护理模式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各有不同，但由于研究者更多关注居住模式安排的差异，针对老年人在居住模式中的情绪和主观感受而设计的资源较少。现有的实证研究在这方面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自变量居住模式存在内生性问题，很难识别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

鉴于以上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利用CHARLS 2011的数据，实证分析不同生活方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爆笑校园，并提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建议，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缓解老年人的心理危机和心理健康问题。

3. 研究内容

1.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数据。

本次调查于2011年6月至2012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调查了28个省、150个县（区）级单位、150个村（居委会）的10257个家庭17708人，数据调查涵盖了45岁以上中老年人的人口特征、身体健康状况、住房类型、生活满意度、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等丰富信息。

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从CHARLS 2011年基线调查数据中共选取了6531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样本，通过分析餐饮服务，重点考察与子女同住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幸福感上的差异，因此，没有将与父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同住的老年人纳入样本，对其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

2. 研究变量

因变量是老年人的幸福感，特别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幸福感。我们知道，幸福感是一个综合的、多维的概念。为了获得更加稳健的结果，本文采用以下指标来测量老年人的幸福感。

第一是心理健康指标，这里采用的是抑郁倾向指标。该指标是一个负性指标，反映的是老年人的不幸福程度。CHARLS调查数据中很难通过专业医疗机构对每一位受访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进行诊断，因此需要设计一系列量表来测量老年人的抑郁倾向。CHARLS调查的抑郁倾向量表是国际上常用的测量抑郁程度的量表。问卷包含以下问题，如表1所示：“我被一些琐碎的事情困扰”、“做事时很难集中注意力”、“我感到沮丧”、“我觉得很难做任何事”、“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很快乐”、“我感到孤独”、“我感觉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10个问题用多个条目进行测量。很少或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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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指标应用更为广泛，即在问卷中设置一道选择题“总体来说，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用以直接测量老年人的幸福感。表中的数字从1到5，分别表示极度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该题被赋值，其中，极度满意、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赋值为1，表示生活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赋值为0，表示生活不满意。

关键自变量是老年人居住安排，一般指老年人居住的方式，可分为独居、与配偶同住、与多代同住、住在养老院和住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由于数据有限，本文中，只要老年人居住安排中有一项表示与子女在同一家庭、同一村庄、同一社区或同一县内居住，即认为是与子女居住，其他的均为不与子女居住。这里，与子女居住赋值为0手柄游戏，不与子女居住赋值为1。

控制变量包括：（1）老年人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养老保险、婚姻状况、存活子女数等。本文中年龄和存活子女数为连续变量。性别女性取0，男性取1。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取0，高中及以上取1。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方面，参加养老保险取0，未参加养老保险取1。婚姻状况未婚取0，已婚取1。（2）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日常生活独立性（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独立性（IADL），以及自评健康状况。本文中ADL未受损取0，受损取1。 IADL无损害者取0分，有损害者取1分；自评健康为健康状况不佳者取0分，健康状况良好者取1分。（3）地域因素：居住地为城市还是农村，农村为0分，城市为1分。

（三）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的CHARLS 2011基线数据共包含6531名60岁以上老人，其中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有1329人，占全部60岁以上老人的20.3%。表1给出了该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在抑郁倾向方面，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相比，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抑郁倾向率为19.89%笑话，心理健康状况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生活满意度方面相声新势力，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相比，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从控制变量来看，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年龄较小，男性、已婚、高中毕业以上、居住在城镇的比例高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享受养老保险的比例低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存活子女数明显低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人在ADL、IADL及自评健康等方面均较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有优势，这可能与与子女同住有很大关系。

4. 模型设置

本文中的因变量Y为幸福感，由心理健康指标中的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倾向指标组成，为二元离散型因变量，因此本文采用OLS（Oordinary Least Square）模型、Probit和Log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假设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性相关性，模型表达式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iXi

Y表示被解释变量幸福感，本文包括心理健康指标中的生活满意度、抑郁倾向指标等；X表示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关键自变量生活方式，控制变量（1）老年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居住地城乡、受教育程度、是否有养老保险、婚姻状况等；（2）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反映身体健康状况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以及自评健康；（3）地域因素：居住在城市还是农村。β表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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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证分析结果

1.生活方式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

本节首先分析居住模式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表2第一列采用OLS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与子女同住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列是方差调整后的OLS模型，调整后的结果不如调整前显著。

表中第三、四列分别采用了Probit和Logit模型，从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个关键变量可以看出，Probit模型对是否与子女同住有显著影响，而Logit模型对是否与子女同住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小户型的影响，大多数家长不与子女同住，因此这方面的抑郁倾向不是很明显。

从控制变量来看，女性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男性老年人。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未完成高中教育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老年人。在婚姻状况方面，未婚老年人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一定程度上，未婚老年人孤独感比较强，如果自己有什么事，又不能告诉身边的亲人，就会在心里积攒许久，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用养老保险来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明显降低老年人心理健康因素中的抑郁倾向，没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更差，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从而他们的心情也会变好。从存活子女数来看，子女数越多，老年人抑郁倾向越小。从身体健康状况来看，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养老方式，心理健康状况优于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ADL）和工具性生活（IADL）功能受损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差，且呈正相关，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俗话说，身体不健康，精神又怎么健康呢？

2.生活方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分析不同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表3第一列依然采用OLS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差异。这可能是其他一些控制因素的结果。

第二列是方差调整后的OLS模型，调整后的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与Logit模型相比，Probit模型显示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生活满意度略有下降，可能是他们在照顾孙辈的过程中，身体上有些疲惫，使得对生活满意度有些不满意。对婚姻状况进行方差调整后，婚姻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未婚老人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已婚老人，因为没有配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感，因此对生活更满意。

表格第三、四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是否与子女同住这一关键变量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大，但有正向作用。在控制变量中，男女生活满意度没有差异，即老年人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越高，说明在控制了健康状况变量后，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在受教育程度方面，未完成高中教育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老年人，这与现实生活相一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老年人在年老时孤独感更强、压力更大，导致生活满意度较低。有养老保险、居住在城镇、自评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高，与其呈正相关，有正向影响。在幸存子女数方面，幸存子女数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在ADL和IADL方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呈负相关。 ADL受损越严重，生活满意度越低，且有1%的显著影响；IADL受损虽然越严重，生活满意度越低，但影响并不显著。

结合以上两个幸福感指标，可以得出不同的居住方式对心理健康中的抑郁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尤其是与子女同住可以预防抑郁。但综合分析发现，与子女同住的老人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要高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这与我们的现实情况相符。与子女同住可以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使他们更加健康，过上更好的生活。

五、结论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系统分析了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本文采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对居住方式如何影响老年人幸福感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与子女同住比无子女同住更能有效缓解老年人心理健康中的抑郁倾向，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2）与子女同住改善了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养老保障和情感宣泄，从而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幸福感。研究结果表明，居住方式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明显的影响，但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中的抑郁倾向有显著的影响。总体上，与子女同住比无子女同住能使老年人更加幸福。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2011年CHARLS的数据，研究居住方式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虽然大部分研究表明不与子女同住的人幸福感较低，但研究结果可能低估了不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为乐观、独立的老年人在选择独立居住时更有可能报告更高的幸福指数，这部分抵消了不与子女同住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性。我们发现，与子女同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也就是说，不与子女同住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老年人的幸福感，还可能带来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因此，建议老年人今后应该住得离子女近一些挂号网，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他们提供更加完善的晚年生活。如果未来需要社会养老服务替代家庭养老，那么不仅要为不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提供经济保障、医疗帮助，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参考

[1]谭英博. 养老护理方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8.

[2]王玉科.不同养老模式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比较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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