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消长分化趋势，持续的低生育趋势影响中国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据友和人口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平均成本为48.5万元，生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倍数的平均水平仅次于韩国，位居世界第二。

中国正处于人口异常发展的历史转折点，由人口增长走向人口下降，未来充满风险与挑战。低生育率的形成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多生孩子？如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荐“人民论坛”最新文章。

为什么低生育率是一个挑战和危机？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为1962年以来首次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出生人口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总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减少85万人。这是1950年以来，年度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人，也是连续第三年出生率跌破1%。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 中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到2022年已连续6年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非常低的生育水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7，情况更是严峻。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仅占世界出生人口的7.2%。作为参考，即便在鼓励生育的政策下，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在2022年也已降至0.78。国际上普遍认为，总和生育率在1.5左右是“高度敏感的警戒线”。 一旦跌破1.5，就有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可能。

据友哇人口研究预测，在中期预测情景下（假设2028年起总和生育率TFR固定为1.1），到2050年中国出生人口将跌破700万，到2100年仅有238万，仅占全球出生人口的2.2%。2023年至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最大，占全球比重由7.2%下降至2.2%，印度、印尼等国出生人口比重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美国等国出生人口比重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俄罗斯出生人口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同期中国总人口下降幅度也最大，占全球比重由17%下降至6.1%，且是唯一出现明显下降的人口大国； 印度、印尼、美国、俄罗斯四国总人口比重均有小幅下降，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两国总人口比重则大幅上升，从全球人口对比来看，可见中国人口萎缩形势之严峻。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每户平均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2020年，我国49岁女性终身不孕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研究人员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女性终身不孕水平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发达国家，但终身不孕率上升的轨迹与这些国家相似。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婚育推迟的持续深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未来我国终身不孕女性人口规模仍将不断扩大，占比也将继续提高。 持续的低生育趋势，将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风险。毕竟新生人口的性质是“朝阳人口”，所以生育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口的未来，人口影响着未来的发展。

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其负增长主要源于长期的低生育率。低生育危机的具体表现是愈发严重的低生育率、老龄化人口的两极分化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以及由此带来的综合性养老问题（如老人无依）、国家安全问题（军人缺乏）、婚姻家庭冲击（低生育率导致婚姻家庭维系脆弱）。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均初婚年龄已上升至28.67岁，进一步推迟结婚生育将严重挤压适度生育的时间和优化生育的空间。中国正处于人口由增长走向减少的畸形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低生育趋势的形成不是一天形成的，具有内生性（意愿性）、长期性、严峻性、顽固性等诸多复杂特征。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或只结婚不生孩子（丁克）和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那么家庭发展和家庭养老，乃至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将面临风险。当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时，就不可能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家庭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无从谈起。

生育率低的原因有哪些？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多生孩子呢？原因复杂多样。总体来说，生育是一种内在的经济理性行为。主要因为生育的成本、风险和代价太高，而生育的效益、效用和回报太低，人们普遍进入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期。

生育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健康成本、心理成本等）。《友哇人口研究报告》估计，2020年，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平均成本为48.5万元。生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仅次于韩国，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时报》2021年开展的“养育子女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过高，五成以上受访者觉得没有时间抚养和照顾孩子。

客观来说，生育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包括一定比例的出生缺陷和生殖健康问题，尤其是高龄产妇，可能会出现产后抑郁症，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即使在高科技的城市社会，孕产妇死亡率也不可能降到零。生育的成本包括健康的成本，比如照顾孩子带来的身心疲惫，容貌的下降，爱美的女性担心生完孩子后身材走样，容貌下降。还有精神上的成本。孩子出生后，抚养过程中需要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的成长，还有对孩子如何才能得到更好发展的各种担心和焦虑。

当今的集约化养育模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养育模式，其背后是希望儿子成功、女儿成功的社会心理，大多数父母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比较焦虑。经济不景气时养家难、养育孩子压力大、住房空间不足、没有工作人员照顾年幼的孩子、没有时间照顾和陪伴孩子，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各种养育挑战。这些以及生育、养育、教育等问题，都在考验着家庭的养育能力和爱的能力。如果说养育第一个孩子给父母，尤其是母亲带来更多的艰辛甚至痛苦，那么生二胎所需的精力和成本，已经让很多夫妇望而却步，更别提生三胎了。

社会转型与文化巨变带来的生育观念变化。在经历了人口社会的急剧转型之后，传统的多生多育、重男轻女的生育文化已经消失，而传统生育文化的载体——以家庭为主导的生育决策模式则转变为以女性为主的决策模式。虽然养育孩子是夫妻乃至家庭的共同责任，但显而易见的是，当今社会的育儿责任仍然主要集中在女性身上。女性在职场遭遇的性别歧视，以及平衡工作与教育的诸多困难，注定了她们要比男性承担更多、更重的生育压力。随着当今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风起云涌，女性的生育话语权和决策权大幅提升，女性作为生育主体的生育意愿和话语权得到更多彰显。 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劳动参与的普遍，使不婚不育、晚婚晚育、晚生少育成为现实，生育率低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整体生育理念向少生优育转变。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下降，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力群体的“90后”和“00后”计划生育子女数分别仅为1.54个和1.48个。经济负担重、对子女关爱不足、女性对职业发展的顾虑等因素成为生育的主要障碍。

低福利预期也是造成低生育趋势的重要原因。本质上，生孩子是有好处的，孩子的成长会产生各种效益和效用。但随着生育模式、亲子关系、代际关系的演变，生孩子的效用下降、降低，甚至与父母付出的巨大成本、代价和牺牲相比，产生了净负效用。这导致一些有生育潜力的家庭现在缺乏“生孩子的热情”。

综上所述，经济下行背景下家庭生育单位生育能力的缺失、生育责任与生育主体的强关联性以及女性生育意愿的低下，直接构成了低生育的内在动因。这是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政策性低生育”向“内生性低生育”转变的重要基础。生育友好型社会，其实就是儿童友好型社会、家庭友好型社会，总体上功利性强，缺乏深厚的爱与同情，缺乏对子女无私的爱，无法实现适度优化的生育。只有全社会增强爱子女的合力和理性，才能挖掘出婚姻和谐、家庭发展、走出低生育困境的动力源泉。

图／王梦娅

如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针对的是低生育、少子、老龄化所蕴含的系统性人口危机，其实质是支持和鼓励生育，以摆脱低生育带来的风险和困境。生不生孩子？生多少孩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既涉及生育主体的实际考量，也受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是一个由国家多层次推进、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企事业单位和全民共同参与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的思考和努力，并遵循生育的文化友好、权利友好和福利友好三个基本逻辑。

▲第一是生育的文化友好。从文化和价值观的角度看，生育友好其实就是儿童友好、母亲友好、家庭友好、老年人友好、国家友好、发展友好。生育的文化友好是认知友好。本质上，对于家庭、国家和社会来说，新生人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上升趋势的人口，具有无限的潜力和价值。在文明社会中，无论孩子是健康的还是残疾的，都应该被温柔以待。生育作为一种人口再生产活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它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值得尊重。生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生产和养育人的基本文化都强调了子女的福祉——延续家族血脉和可持续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需要家庭和社会的“母爱尊重”，只有帮助职业女性保持工作与教育的平衡关系，生育水平才能得到适度提升。

生育有两个基本属性：价值与人性。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全社会、家庭、父母对作为“独立存在”的子女的大爱，尊重、理解、包容、支持，而不是把孩子当成私有财产，固执地以自我偏颇的视角去理解和塑造孩子，溺爱、偏袒、无爱，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我们应该把爱与同情融入现代生育文化的灵魂中。否则，即使低生育状况有所改善，也会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孩子如果在缺乏智慧和爱的环境中成长，很难成为真正的人才。

▲第二是生育权。生育二胎或许是超出普通家庭能力的艰难选择。但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可能又是另外一副景象，他们可能有多生情结，偏爱男孩，因此一对夫妇可以生三胎的政策包容性受到挑战。更何况，有普通家庭想多生，也有普通家庭意外怀孕但又不想打掉孩子。多样性才是生育的本色，只有对生育给予最大的包容，才能找到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契机。虽然生育三胎及以上现象比较少见，但应该包容，不仅因为每个生命都弥足珍贵，还因为对提高生育率的加权影响是正向的。在生育趋势偏低的社会，其生育政策最大的包容性，就是回归到自由自主生育的原始状态。  “十四五”规划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完善以‘一老一少’为重点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促进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协调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凸显了新发展格局中与时俱进的人口发展和人口治理理念。要充分考虑生育意愿的多样性和生态合理性。让二至三孩成为社会主流，是摆脱低生育、低出生、老龄化危机的根本出路。为此，要推动第三次人口转变（核心是将低生育水平恢复到近更替水平）尽快到来。

▲三是生育的福利友好性，即生育既是家庭事务，也是国家事务。生育有内因性（对家庭的影响）也有外因性（对社会的影响），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从全球治理视角看，走生育福利化、社会化、国家化道路，是各国面临持续低生育率挑战的共同应对策略。

生育福利的种类包括物质奖励、收入提升、服务升级和环境优化等。生育福利意味着有利可图，提高预期。生育福利社会化意味着生育、抚养和教育的部分成本应该由社会承担。生育福利国家化意味着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等方式明确生育福利的主体责任。建设中国特色的生育福利社会或许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可以作为借鉴。“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家庭照顾婴幼儿的需求，同时也让父母履行工作责任，让父母更好地兼顾育儿和就业。中国女性平衡工作与教育关系的问题相当严峻。 自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相对较重的家庭照护责任在城镇女性就业的全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母性惩罚效应，尤其对于家中有0-6岁幼儿的女性，这种效应更加强烈，子女越多负担越重是客观存在的。承担家庭照护责任的不利影响贯穿于女性职业生涯和家庭的整个生命周期。现实中，有潜在生育需求的职业女性在职场遭遇歧视的情况并不少见。对此，我们需要进行细致的研究，并制定立法，保障职业女性的就业权利和生育权利。

生育福利化主要包括两个福利提供方，即政府和企业。首先生育率，生育福利化的第一个福利化是政府化。国家是生育福利社会化的首要责任主体，政府部门是相关责任方。重点是“支持和鼓励生育”。政府应该对二孩、三孩家庭增加福利待遇，为国民提供大国公平公正的生育福利待遇，建立成熟长效的机制。简单来说，有生育意愿的育龄人群应该“生得起”、“养得好”。

产妇津贴（或奶钱、婴儿奖金）在国外相当普遍，例如日本的育儿补贴是发给有初中及以下子女、收入未超过规定范围的家庭。补贴金额为0至2岁儿童每月统一1.5万日元；3岁至小学生儿童，第一胎和第二胎为1万日元，第三胎及以上为1.5万日元；初中生统一为1万日元。新加坡对2023年2月14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儿给予3000新元的婴儿奖金现金奖励，新加坡夫妇生育第一胎和第二胎将分别获得1.1万新元（约合5.9万人民币）的现金奖励。 若生育第三胎或以上孩子，奖金则从1万新元增至1.3万新元（约合人民币6.9万元）。

自2021年5月31日实施三孩政策以来，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发放生育福利，并推出育儿补贴。

例如，从2021年起，四川省攀枝花市将在全国率先出台对本地户籍家庭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托育补贴政策，每名子女每月补贴500元，直至孩子3岁。攀枝花市还出台了“八项措施打造友好生育环境城市名片”，构建了涵盖孕、育、养、学、住全覆盖的生育服务保障体系。

例如，2023年1月，广东省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征求《深圳市儿童保育补贴管理办法》意见，初步提出采取差别化、累进式方式向市民发放儿童保育补贴，一孩家庭共可获7500元，二孩家庭共可获1.1万元，三孩家庭共可获1.9万元。

2023年8月，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杭州市财政局印发《杭州市育儿补贴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自2023年1月1日起，对具有杭州户籍的孕妇，生育第二胎给予一次性补贴2000元，生育第三胎给予一次性补贴5000元；自2023年1月1日起，同一对夫妇生育第二胎、第三胎，且新生子女户籍在杭州的，生育第二胎给予一次性补贴5000元，生育第三胎给予一次性补贴2万元。生育多胎的，按照其生育子女数另行计算补贴。

地方政府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成果能否达到预期还有待观察。这里的“社会”可大可小，可以指全国社会、区域社会，也可以指小型居民社区。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将呈现多元化、一体化的格局，地方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干预模式。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关键是要打通瓶颈、统筹安排、补齐短板，持续推进涵盖婚姻、生育、育儿、教育的“一揽子”措施，形成优生优育、优教结合的政策合力。如果生育率能在2025年回到1.4的“高位”，那么就需要非常有效的生育鼓励政策，比如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达到GDP的5%左右； 以及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大幅提高幼儿园入园比例，达到北欧发达国家50%左右的水平。

其次，生育第二项福利是企业友好型。自2023年7月1日起，携程将投入10亿元人民币补贴员工生育。携程全球范围内入职满3年的每生育一个孩子，每年将获得1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一直发放到孩子5岁。推出新的育儿福利旨在为员工生育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不会因为生育而牺牲自己的职业目标和成就。这彰显了生育友好型企业的远见、远见和责任。令人欣慰的是，生育友好型企业（家庭）的队伍正在壮大，羊群效应若隐若现。

归根结底，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根本上在于如何看待低生育危机、树立什么样的生育价值观。生育友好型包括对少生、不生的包容，也包括对多生、优生的鼓励和支持。多元的生育状态和选择，只要是理性的、负责任的，都是值得尊重的。当然，我们不是为超低生育率欢呼，而是要为低生育时代的新人口问题做好准备，因为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结束，而是伴随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转型。为此，国家必须打造生育友好的认知（价值）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文化友好、政策友好、福利友好三个方向大力推进生育。

摘自|人民论坛杂志社八月刊（上）

原标题：低生育危机与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作者：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新媒体编辑 | 赵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