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时提到两组数据引发社会关注，那就是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

总和生育率（TFR）又称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育龄妇女生育子女的平均数量。通常，人口学界把总和生育率2.1视为代际更替的水平，总和生育率低于2.1则为低生育率的门槛。自1992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2.1，至今已有近30年。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以往更接近实际情况

过去，专家们一直认为，人口调查中直接汇总的生育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到1.18。在人口界，普遍认为这两次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数据过低。

多数人口学专家认为，六普总和生育率1.18需要调整，当时研究者的最高估计值达到1.66左右，多数估计值在1.63以上，仅有少数人口研究者估计2010年总和生育率在1.50左右或以下。

2015年，有媒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报道称，201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这一数字不仅低于日本全国水平，甚至低于东京城市的生育率。

对此，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表示，过去十几年，无论是1%人口抽样调查，还是1‰人口抽样调查，通过直接汇总调查数据得出的生育率一直偏低，这是人口界的共识。“1.047的生育率，是2015年1%抽样调查直接汇总的数据，没有经过任何调整和修正，明显偏低。”

总和生育率是用生育人口与育龄妇女人数的比值计算出来的。在育龄妇女结构和生育模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当年的生育人口数量和总和生育率是一一对应的。如果总和生育率为1.05，那么2015年的出生人口也只能是1100多万。实际上，2015年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出生人口为1655万（对应总和生育率约为1.54）。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撰文解释称，这与调查方法和中国具体情况有关。首先，无论哪个国家，人口调查得到的出生人口数或者0岁组人口数，可能比其他年龄段有更大的漏报，准确度不高，这是人口调查方法（入户调查）的通病；其次，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巨大，0岁儿童的准确数据收集难度更大；第三，由于担心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罚，很多政策外出生的儿童被瞒报。因此，在包括人口普查在内的大多数人口调查中，出生人口数是最难准确调查的项目之一。 “如果出生人口数量或者调查的0岁人群人数严重偏低，按照出生人口数量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自然也会严重偏低。”

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可能不会重复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调查的错误，1.3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已经非常接近实际水平。

中国传媒大学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博士后王小宁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漏报率仅为0.05%，说明这次普查数据质量很高。第七次人口普查采用电子数据采集方式，通过网络直报的方式采集数据。此外，至关重要的是，与历次人口普查相比，第七次人口普查利用行政记录（如公民身份信息）和大数据对普查数据进行比对验证，这对于获得高质量的普查数据非常重要。

“这个数据是比较准确的。”一位人口统计学专家告诉南都记者，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人口普查数据更加准确，参考价值更高。国家统计局在发布会上公布的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也与国家卫健委系统的住院出生人数接近。

推迟生育可能影响该时期的总和生育率

但值得注意的是，用某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来衡量真实生育水平，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国传媒大学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博士后王小宁对南都记者表示：“人口普查数据是基于某一时点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总和生育率1.3反映的是基于某一时点的生育水平。”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旷诗曾向南都记者解释，国家统计局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每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直接汇总的总和生育率，就是“时期总和生育率”。 “‘时期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想队列的生育水平。通俗地说，时期总和生育率并不反映实际的生育水平。只有育龄妇女过了生育年龄，才能知道实际的生育水平。”

黄匡时强调，某一时期的总和生育率不能直接作为反映真实生育水平的统计指标，因为时期生育率受多种因素影响，例如育龄推迟就会产生时期效应，往往导致时期生育水平低于一生生育水平。

例如，1984年出生的育龄妇女，本来可能25岁结婚，26岁生第一个孩子。但由于升学、工作变动、迁移、购房、夫妻分居等诸多因素，结婚年龄被推迟3年到28岁，29岁生第一个孩子。结果，由于结婚育龄推迟，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就较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2013年的总和生育率就一定会高，因为结婚育龄推迟通常发生在相邻的生育队列中，从而导致一段时间内总和生育率较低。

“由于近年来生育年龄的变化，总和生育率指标的固有缺陷更加凸显，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妇女一生的生育水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在文章中也指出。

但总和生育率数据仍然意义重大。“统计当年的总和生育率有助于了解生育水平的变化，未来需要创新统计指标来研究生育水平。”黄匡时说。

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高度敏感的警戒线”

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成效进行评估，判断2016年出生人口将超过1750万人，与政策出台时的预测基本一致；同时，政策积累的生育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判断我国当前总和生育率在1.6左右。

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由当时的1.5—1.6上升到1.8左右。

2016年，得益于全面二孩政策的调整，生育潜力得到释放，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数据，以住院活产统计为基础，2016年出生人口1846万人，比2013年增加200多万人，总和生育率上升到1.7以上。

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数开始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公布的1786万人减少了63万人。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2017年住院出生人口为1758万人，比2016年的1846万人减少了88万人。

2017年也是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二孩比例（51%）首次超过一孩比例（42%）的一年。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2019年3月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2010年至2015年总和生育率在1.65左右，2016年、2017年上升至1.7以上。全面二孩政策效应进一步释放后，生育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从实际数据看，2018年以来出生人口数量明显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出生数据，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2019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2020年最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比2019年减少265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年底，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教材中，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写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一文。李纪恒在文中表示：“当前，受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育龄人口生育意愿较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点。”

外界认为，根据历史和国际经验，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的警戒线”，意味着人口已经进入低生育时代。

“总和生育率1.3有一定参考价值。”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旷世说，未来一要长期持续观察，二要看子女结构问题，看如何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政策。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为1.8个，只要采取相应扶持措施，实际生育潜力是可以发挥出来的。”宁吉喆说。

一位人口研究专家对南都记者表示，总和生育率1.3可能还会维持一段时间，未来要努力尽可能优化生育政策，出台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5的可能性不大，提高到1.8的可能性也不大。

撰文：南方都市报记者吴斌、刘曼、实习生周怀阳

大学以上人口比重上升，就业矛盾呈现结构性

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以量取胜”的人口红利正逐步让位于“人才红利”。

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中具有大专（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为218360767人，每十万人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由2010年的8930人增加到15467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高校扩招前，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仅为413万人，到2009年，这一数字已迅速攀升至2144.7万人，10年间增长了4倍多。

巧合的是，高校扩招两年后，中国正式加入WTO，开始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对高学历人才的巨大需求，从而造就了过去20年“人口红利+大基础设施+大产业+城镇化”的巨大飞跃。

未来五到十五年，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人口素质、释放人才红利至关重要。

对于个人来说，关键是认识甚至预测行业趋势，不断提高职业竞争力。

一方面，16—59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数会减少，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总量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技术创新、机器换人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普通劳动者短缺的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与此同时，产业结构、技术升级对高水平研发人才、高技能劳动者和创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增加，部分高校毕业生和大龄低技能劳动者难以跟上市场变化，在市场上找不到满意的就业岗位，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凸显。

当然，这一矛盾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这样做只会加深部分群体的焦虑，导致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需要尽快打造更具普惠性的社会福利机制，减轻短期失业、再教育期间的生活负担。

老龄化进程加快，低端产业或遭转型或淘汰

人口增速放缓伴随的是老龄化不断加深，未来30年，“未富先老”或许是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报告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264018766人，占总人口的18.70%，比2010年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为13.50%，比2010年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全国每5.35人中就有1人是60岁及以上老人。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性和特殊性还在于：

第一，老年人口数量多。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二是老龄化进程加快。近年来，随着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口逐步步入老龄化，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三是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不平衡，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严重。

四是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进一步加重。

因此，必须在清醒认识人口问题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各项方案的利弊和风险，优化生育政策生育率，兼顾当前和长远，统筹推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同时也要看到，过低的生育率会使人口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带来更多的连锁反应：

——医疗、养老等公共财政支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面临较大支付压力，倒逼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和更多养老金融产品向市场推出；

——汽车、住房等领域将加速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变，对交易参与者的专业化要求显著提高，银色经济成为重要细分市场；

——从全国范围看，主要依赖人口红利的低端产业面临加速淘汰，低水平投资带来的边际效益将快速下降甚至转为负值；

——吸引高学历、高素质年轻人成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首要问题，如何统筹谋划，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超大国家推进现代治理将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人口涌向江河大海的城市群的公共服务正在打破行政界限

哪里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哪里就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从人口迁移流动看，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全国流动人口375816759人，比2010年增加154390107人，增长69.73%。

从流动看，人口继续向沿江、沿海地区聚集，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人口增长较快，主要城市群集中度不断提高。

广东、浙江、江苏是近10年人口增长最多的三个省份，分别增加了2171万人、1014万人和609万人。

从全国范围看，有两种看似“背道而驰”却实则“殊途同归”的趋势：在沿海经济带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同时，一批以“强省会”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迅速崛起，成为吸引大量周边人口聚集的新潮流。

这也体现在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上，除西藏、青海、新疆外，广东是全国常住人口最年轻的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12.3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35个百分点。

一方面，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是经济要素的“聚宝盆”，机会多多，形成吸引人口的正向循环。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战略相继出台，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高铁、高速交通网络日益完善，也促进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人口合理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洲认为，人口集聚的规模效应和效率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特大城市的发展一方面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为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问题。

比如，本次调查显示，由于很多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已经全覆盖非落户常住人口，他们不用落户就可以享受市民待遇，农业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意愿在下降。

以户籍作为提供公共服务和规划经济发展的主要依据的做法已经过时，并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抛弃。

从安徽、江苏共建“南京都市圈”，到广东建设覆盖21个城市的5个都市圈，都可以看到这些地区打破行政区划壁垒的努力，让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主动贴近和适应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的复杂网络，适应居民流动的客观需要，不仅是大势所趋，也对“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正视老龄化等人口问题，发现新需求，倒逼供给变化和体制机制改革，进而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质量“升级”——这或许是本次人口普查数据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南方日报记者王彪、实习生林光浩、隋明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