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南开大学宁嘉余教授提出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设想并付诸实践，发表了多篇关于如何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以及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叙事文学题材类型的论文，产生了较大影响。

前唐叙事文学题材类型索引

这些著作主要有：《主题论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建构》（天中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故事题材类型研究与学术视角的置换——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建构的学术思考》（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为什么要以“中为体西为用”？》（天中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学术体系的重构》（天中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文本研究类型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关联性》（天中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重建“中体西用”中国体系的学术研究范式——从穆斋的古代诗词研究谈起》等。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的关系及特点》（天中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中体西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关系论》（天中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中体西用’：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叙事学关系论》（天中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关于神话文学转向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2014年第9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学西用’范式的重构》（南开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2016）、《前唐叙事文学题材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孙悟空叛逆性格的神话原型与文化阐释》（文学研究2008年第10期）、《女娲补天神话的文学转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精卫神话妖灵主题的文学转向》（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4期）等。

我虽然一直在关注嘉宇教授的研究，但并没有参与过相关的讨论米其林三星，主要是没有看清楚、搞清楚。最近花了些时间系统地读了一下相关著作，有了一些感悟，所以想请教嘉宇教授及学界的朋友们。

宁嘉裕教授

“中国叙事文化研究”的提出，是新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游戏手柄，体现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和文化责任感，值得充分肯定。这一要求是嘉余教授提出的，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先来谈谈“时间”。

《中国叙事修养》吸收了叙事学、主题学、文化学、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成果，这些学科成果主要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涌入中国的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这些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潮被中国学术界引进、理解、消化、吸收，进而接受并运用，一直延续至今，成果颇为可观。

然而，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学术理论和思潮，如“新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似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某种理论或思潮的兴衰，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与这种理论或思潮是否符合中国的学术实际、能否产生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有直接关系。

至于叙事学，虽然这一概念是由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在1969年出版的《十日谈语法》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但在西方，它早已作为一门“叙事作品的科学”而存在。中国学界接受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到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中国民间故事和通俗小说的研究中，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

除单篇论文外，仅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有关叙事学的著作就有罗刚《叙事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李庆新《跨越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出版社，1995）、杨易《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王斌《红楼梦叙事》（工人出版社，1998）、张世俊《红楼梦的空间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等等。

主题研究亦是如此。主题研究被认为是从19世纪德国民俗热潮中培育出来的一门学科。德国人最初称之为“主题史”，法国人称之为“主题研究”，美国学者则将其定义为“打破时空界限来处理共同主题”的研究范式。主题研究早已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工具。在民俗学中，“主题”通常被称为“母题”或“故事类型”。在神话学中，也被称为“原型”。

AT分类系统是由芬兰民俗学家安蒂·阿尔内创建，后经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森改进的童话类型分类法即使战略游戏，在学术界影响深远，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法》被视为西方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理论基础。

1937年，德裔美国学者艾伯哈德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种类》，将中国故事归纳为306种类型（其中正文类275种，喜剧类31种）；1978年，美籍华人学者丁乃同出版《中国民间故事种类索引》，将7000余个中国故事归纳为843种类型。

这些研究成果逐渐传入中国[1]，促进了中国叙事文学特别是民间故事的研究。

金荣华教授

台湾学者走在了前列，比大陆更早取得了成果。中国文化大学金荣华教授是台湾学者的代表人物，他于1984年出版的《六朝聊斋小说情节单位索引》是中国大陆最早的小说题材索引著作，但他把“故事类型”改为“情节单位”。

还有不少研究著作，虽然没有冠以主题研究之名，但实际上却受到主题研究的影响。比如，我校著名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守华教授撰写的《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著作。在该书的“引言”中，他这样说道：

本书探索的研究方法是：在掌握尽可能丰富的故事材料的基础上，从主题和类型出发，由这到那、由表及里，进行分析、比较、综合，力求准确、深入地理解故事的本质及其附着于人类文化进程的“生命史”。

本书选取近二十个著名的故事类型，用上述方法对其进行了评述。如唐代“天章与鸿雁类故事”一节口语交际，从众多所谓“鸿雁类”或“羽仙类”故事变体中，抽取出四个最具代表性的子类型，形成历时序列，构建其“家谱”，进而对包括《披毛衣女》、《天章》、《天牛郎佩夫妇》、《赵树屯》、《诺桑王爷》等在内的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的相关文本特征与价值进行评述。

这种考察民间故事的方式不同于一般文学史的写作方式，它从微观到宏观、从静态到动态，更能揭示民间故事作为口头语言艺术主要表现形式的特殊性。[2]

中国民间故事史

从刘氏书中可以看出民生计划生育政策，作者自觉地运用主题研究（“母题”和“故事类型”）对民间故事进行历时性研究，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民间故事史。钟敬文先生认为“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史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3]。作者的一些追求和他所走的学术道路，在嘉余教授的理论追求和学术道路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

贾玉教授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基于近几十年来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积累，包括他自己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学术积累，顺应了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所谓“瓜熟蒂落”，这就叫“天时地利人和”。

正如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中提出“叙事学”不是一个杜撰的想法一样，嘉鱼教授倡导建设“中国叙事文化”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发展到新世纪、新时期自然产生的学术和文化要求，如同埋在地下的种子，遇到水、阳光、温度、湿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心理健康的标准，就会发芽、破土而出。

“中国叙事文化学”之所以能在新世纪之初崭露头角，也是因为“地利”与“人文”的缘故。

至于所谓的“地缘优势”，贾玉教授所在的南开大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重镇，尤其在文言小说研究方面，他本人在1996年出版了国内最早的著作《中国古代小说总目》（齐鲁出版社1996年出版），后来又精心编著了《世说新语》。再加上天津离首都很近，有很多便利条件。这些地缘优势使他能够走在潮流前面挂号网，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中国古典小说总目提要

所谓“人与人和谐”，是指嘉宇教授与小说研究领域的学者交流频繁，人脉广泛，大家都愿意参与发表意见，推动这一新研究范式的健康成长。从嘉宇教授提出“中国叙事文化研究”之后，老、中、青三代学者的积极响应，可见“人与人和谐”的重要性。

一种理论的提出固然重要，但能否经受住理性的拷问和实践的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以致成为一种为大家所接受的成熟理论，前面的道路将是漫长的，所付出的努力也必定会大于提出该理论时所付出的努力。

犹如一棵破土而出的树苗，要长成参天大树，不仅需要充足的阳光雨露和必要的土壤肥力，还需要经受风雨洗礼，抵御烈日酷寒，与周围植物竞争生存，创造适合自身生长的内生条件和外部环境。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很难长成参天大树。

“中国叙事文化学”这个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嘉宇教授一直在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他的理想其实很崇高。

他把王国维、鲁迅开创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的要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学类型研究，二是作家作品研究。”其主要依据是他们经典研究著作（《红楼梦评点》、《宋元戏剧研究》、《中国小说史略》）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其核心特征，就是把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学术体系全面移植到中国。”“从这一范式的形成和内涵看，毫无疑问，它是‘全盘西化’文化背景对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的制约和阻碍的结果。”

宋元戏曲史

然而，“随着叙事文学研究的深入，体裁史、作家作品史研究逐渐显露出与中国叙事文学自身内在性质的差距，因而存在着削足适履、隔靴搔痒的弊端。它所忽视和难以解决的，是跨体裁、跨多位作家作品的相对集中、共性的故事类型研究”。

因此，他“计划对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进行一次更彻底的改革，核心主题是围绕故事类型构想中国叙事文化的研究体系与范式。故事题材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聚集方式，具有单部作品和文体研究所无法覆盖和包含的属性与特征。它与单部作品和文体研究所关注的情节与人物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抛开了单一的情节与人物健康服务与管理，而关注同一情节与人物在多部作品中的异同。这些情节与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变化轨迹，才可以为整个故事题材类型的动态文化分析提供依据与素材。”

因此，“从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研究回归到故事类型研究，不仅是对传统文学史与作家作品研究的补充和更新，也是对20世纪以来‘西式中用’学术格局的颠覆和21世纪‘中式西用’学术格局的追寻和探索”[4]。

可见，嘉宇教授要用“中国叙事文化”来“改造”传统的20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范式，“颠覆”20世纪以来“西式形式、中用”的旧学术格局，并“追寻、探索”，最终形成21世纪“中式形式、西用”的新学术格局。如此宏大的志向，值得称赞，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担当。

然而，从嘉宇教授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描述来看，其理论的自洽性似乎不足。读者的疑问是：“中国叙事文化学”到底是一种学术理论，还是一种研究范式？是一种学术策略，还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理论、范式、策略、方法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只是侧重点毕竟不同。

中国叙事学

从学术理论角度看，“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核心是什么？有哪些基本概念？与西方叙事文化学（“文化主题学”）有何不同？如果不是，加“中国”一词毫无意义。“中国叙事文化学”与中国“故事类型”或“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有何不同？如果不是，为什么不采用更通俗的中国故事类型研究？这些都必须说清楚，人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真谛。

事实上，“中国叙事文化学”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它需要理论的论证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也需要消除各种可能出现的误解，以减少理论上的阻力与压力。

如果说“中国叙事文化学”就是“中国叙事文化研究”，那么它应该关注和强调的，就是“中国叙事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叙事文化”不仅包括叙事文学和其他叙事体裁，还应该包括受到叙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化类型和非叙事体裁，如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因为只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才能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更透彻地解释中国的“叙事文化”。

如果说“中国叙事文化”就是“中国叙事的文化”，那么它应该关注和强调的，就是“中国叙事”所独具的“文化”特征。然而，“中国叙事”却将研究对象局限在了中国的“叙事文学”等叙事体裁，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等非叙事体裁显然不在其观察和研究范围之内，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国叙事”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征。

中国叙事学

张培峰教授曾撰文指出，“叙事文化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于研究者所选用的叙事故事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却很少揭示‘叙事文化’的内涵——即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身的内涵。”[5]他还指出，一些运用典故的抒情诗不能成为“中国叙事文化研究”的重点。

显然，裴峰教授所理解的“中国叙事文化”就是“中国叙事文化”，抒情诗自然被排除在外。嘉余教授曾撰文回应，认为裴峰教授误解了“中国叙事文化”。他认为，“‘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身的内涵’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只能通过‘研究者所选叙事故事所表达的文化内涵’来承载和体现。‘研究者所选叙事故事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已经包含了‘叙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本身的内涵’。”

至于为什么那些基本继承前人著作或仅以典故形式出现的诗文在中国叙事文化研究中不能被抛弃，原因之一是“任何一个个案的材料本身都具有文化实践和文化认知的价值，它本身是否存在，是该个案文化史中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信号。虽然有些材料只是被继承下来或作为典故使用，但这种对典故的继承和使用本身就是文化过程的符号。”[6]

显然，嘉余教授讲的“中国叙事文化”是“中国叙事文化”。一切非叙事文体，只要带有叙事文化的因素，或者受到叙事文化的影响，都可以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其实两位教授说的都有道理，但他们指涉的概念并不一致，或者说对“中国叙事文化”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

这也表明“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本身缺乏自洽性，内涵不够清晰，逻辑不够严谨，容易引发误解，因此“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成长与成熟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理论建构。

中国叙事学

贾玉教授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就是要“改造”20世纪王国维、鲁迅所创立的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旧范式，建立21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新范式，就是要“颠覆”20世纪以来“西式中用”的旧学术格局，最终形成21世纪“中式西用”的新学术格局。

我同意“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范式，基本上是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在‘全盘西化’文化价值观影响下，‘西化中用’文化价值观的产物”这一判断。今天的学科分类和学术理论、概念、范畴、方法，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经日本）引进的。“英庶衍说”是必然的，谁也不能否认它不能完全贴合中国学术的历史现实。

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不能不把这些引进的西方理论和方法结合到中国学术的具体实际中去，否则，这些西方理论和方法就很难在中国学术界生根发芽，形成有社会影响力的研究范式。

以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为例，20世纪不仅有王国维、鲁迅等人所倡导的“文学类型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形成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术研究范式，而且还有以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化》（1924年《周刊》第69期）[7]为代表的一批故事题材研究著作，其学术成就不容忽视，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学术研究范式。

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

不论何种研究范式，虽然都受到西方学术理论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但均兼顾了中国叙事文学的具体现实，因此其学术成果也受到学术界的认可。我相信，包括“文学类型研究”、“作者作品研究”等这些能够兼顾中国叙事文学现实的学术研究范式，在21世纪不会退出学术舞台，仍会继续被研究者所采用，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20世纪以西方理论建构中国学术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扭曲和破坏，相反，我认为这种扭曲和破坏主要并不体现在具体的学术路径、研究方法等“用”的方面，而是体现在它们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学科理念以及整个学术体系上。

2015年底，我与张江教授就“强制解释”理论进行了一次学术对话，谈到：

中国现在的文学体系，基本上是借用西方文论来讨论中国文学，符合西方文论的就保留，不符合的就去掉，或者重新包装、重组，以适应西方文论的框架。比如中国小说，《文艺复兴志》和《二十五史》的补记，记载了上千种小说，而我们今天讨论的小说，只有几十种，因为绝大多数小说不符合西方的小说观念，所以不被承认。

按照西方的观点，小说就是讲故事，是虚构的。比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是传记小说的代表，从鲁迅先生开始，一直都是这样认为。但我们要问，它是虚构的吗？刘义庆说它是真实的，并拿裴琪的《雨琳》作为警示，裴琪的《雨琳》因为是虚构的而没有流传下来。

说起记载鬼神事迹的奇书《搜神记》，应该是虚构的，但当时的人却相信它是真的。作者干宝原本是一位史学家，人称“鬼神董虎”。董虎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人们相信他所记载的内容真实可靠，所以《搜神记》长期被归入史类。《随志》和《旧唐志》均被归入史类。

《晋书》是唐太宗亲自编撰的，《搜神记》中很多故事被编入了《晋书》的传记之中。郭沫若说《晋书》是一部好小说，这当然是现代人的看法。因此，我们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矛盾就太多了。[8]

中国通俗小说史

我认为，就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小说研究而言，20世纪的主要问题，不是“作家作品研究”研究范式的限制和影响，而是西方小说观念给中国古代小说范畴带来的扭曲和破坏。因为前者是“用”的问题，后者是“形式”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又怎么证明我们在研究“中国小说”，这样的研究又怎么会有中国特色呢？

因此，我非常赞同嘉宇教授提出的在21世纪用“中式西用”取代“西式中用”的建议。其实在20世纪初，学界对于小说到底是什么，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1932年，郑振铎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言中写道：“中国小说研究，不过是近十余年来的事。商务印书馆的《小说研究文集》和《小说研究》是最早的两部专著，但其中的材料很杂，虽名为‘小说’，但所收录的作品多为戏剧。直到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简史》问世，才澄清了一切错误观点，为中国小说研究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9]

郑氏所言虽为当时事实，但并非科学客观的结论。由于他批判了《小说集》和《小说研究》的“杂糅”观点，肯定了《中国小说简史》的“澄清”谬误，只是站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立场上讲，而不是站在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立场上讲。他的结论虽然符合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实际需要，但并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

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与西方小说有很大不同，因此小说的形式也有很大差异。钱景芳的《小说研究集》和姜瑞藻的《小说研究》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即把小说视为“道听途说”和“野史”；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采用了从日本传入的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把“一定篇幅的虚构故事”认定为小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小说研究》

由于理念的不同，他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能不能说中国传统的小说观肯定是错误的小说观，西方现代小说观才是正确的小说观？能不能说我们祖先所认可的小说就不是小说，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小说才算是小说？如果是这样，西方现代小说观早就被后现代小说观打破了，中国目前的小说观正处于变动之中。那么，现代小说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2009年页游，人们的文献开放了一批“非小说类小说”，《每日文学版》也发表了许多“非小说”小说，“在线小说”，“在线小说”和“移动电话”。我们为什么坚持说小说只能是“虚构的故事”而不是其他东西？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中国人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小说的理解以及中国人的历史记录和传统书目作品的小说是当时的人们所认可的小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基础和价值，我们没有理解它的历史性，并对其进行了评价，这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并对其进行了评估，这是人们对此的理解，并且对其进行了评估，这是人们对其进行了评价，因此中国人民对中国人的理解。

鉴于这一观点，使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概念来构建中国小说的学术体系的“中国小说的简短历史”是否真正尊重中国小说的历史现实？

中国小说简史

这些主要问题显然需要在21世纪对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小说的研究。

如果贾尤教授主张的“中国叙事文化研究”是返回中国叙事文化的原始地位，并尊重过去的所有历史事实，那么他主张的“中国身体”的“中国人体”应该是中国文化的“身体”的“人体”，例如中国文化的原始理论，以及“叙事学”和“叙事”的研究。澄清中国叙事文化本体的特征，包括“文学流派研究”和“作者工作研究”，然后“中国叙事文化研究”将能够蓬勃发展，并成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成熟理论，如果Jiayu教授有信心，我们可以期待它。

笔记：

[1] Zheng Jiancheng等人在1986年被中国文学和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的索引，并由中国普通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转载。 Wang Yansheng等。

[2] Liu Shouhua，《中国民间故事的历史》，商业出版社，2012年转载。

[3] Liu Shouhua：中国民间故事的历史，标题页。

[4] Ning Jiayu，“中国叙事文化学和“中国物质和西方使用”范式的重建”，《南卡大学杂志》（哲学与社会科学），2016年第4号。

[5]张·佩芬（Zhang Peifeng），“关于叙事文化研究的研究的一些想法：以“高祖皇帝重返他的家乡”为例的叙事演变为一个例子”，《天宗大学杂志》，《 2016年6月6日》。

[6] Ning Jiayu，“对叙事文化研究研究的一些想法的回应”，天宗大学杂志，2017年第1号。

[7]例如学文化，Qian Nanyang的“关于朱泰的故事”（文艺复兴，1948年），戴伊·布凡（Dai Bufan少女型故事”（民间文学论坛，第1号，1983年），徐尤的“ lu ban传奇的起源和发展”（民间文学季刊，1986年第1季），刘·舒胡（Liu Shouhua）的“蛇人故事的研究”（1987年第3期，《民俗文学论坛》，hu wanchuan's''中国杰里安·弗林（Nocian's Jorian's Story），《罪恶的故事》（第8章）。 1990年），刘·库里（Liu Kuili）的“关于中国蜗牛女孩型故事的历史发展”（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的第五届年度会议，1998年），以及金·隆瓦瓦（Jin Ronghua）的“探索黄金挑选者的故事的探索”（关于跨多瓦恩（Taiwan）跨越故事的研究和艺术的学术研讨会，代表了泰国舞台上的研究和艺术的研究，是1999年），是1999年的1999年，是1999年的1999年。

[8] Li Xiaohua，“有关“强制解释”的问题以及对重建文学理论的思考 - 张江教授和王教授之间对话的笔录”，《江安论坛》，2016年第4号。

[9] Zheng Zhenduo，《中国文学研究》，第1卷，《人类文学出版社》，第434-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