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文化：文化是国家发展之本，文化走出去是我国重要国家战略。您认为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中华文化如何向世界输出？

王岳川：对于中国的文化出口，我可能还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2003年就出版了一本书，《发现东方》（北图出版社），后来我又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书，《文化出口》。

谈中国文化，回顾历史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在16世纪之前一直是世界强国，中国在16世纪之前领先的科学技术主要有天文、历法、农业、医学等。当时的中国是西方人的幻想，他们仰望东方，仰望中国的瓷器、丝绸、烹饪技术，仰望东方的奇妙。这一点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中很容易找到。17世纪，欧洲摆脱了天主教文化的束缚，进入文化启蒙阶段，迫切寻求能够支撑世俗社会的人性伦理，因此儒家经典表达“仁爱他人”自然成为欧洲文化圈热议的话题。西方人从孔子那里得到智慧，走出了以神为本，找到了以人为本，逐渐形成了人文主义思潮。

但是从18世纪开始，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都进步了，19世纪初，随着电力、蒸汽机、灯泡、发动机等的出现，西方技术突飞猛进，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西方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却停滞不前。因此，在那个时代，中国的形象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国被西方妖魔化，被妖魔化为“肮脏”、“懒惰”的民族，西方开始否定过去所崇拜、仰望的东方。例如，早在乾隆年间，清政府就收到了从西方运来的羽管键琴（又称古钢琴），但这架羽管键琴一直没有需求。当时的中国人，以封闭、傲慢的心态面对其他民族的文化。 可以说，由于强烈的“中心主义”思维，中华民族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缺乏敏感性。中国这个古代各国纷纷前来膜拜的思想圣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世界的中心变成了世界的边缘。从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地方。结果，在一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成了被西方鄙视、嘲笑甚至无视的民族。

中国古代圣贤的“以人为本”思想滋养了西方几个世纪，带动了西方世界的快速发展。今天，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的“走出去”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文化“走出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今天的中国在制度、学科（美学、文艺、哲学等）、技术上比西方强的是什么？因为如果要输出，必须具备两个方面，一个是强，一个是差异。我们可能在制度、技术、学科等方面暂时不如其他国家强，但是我们在文化上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输出应该是“文化对差异”，而不是“文化对高低”，只有这样，才能吸引西方关注和喜爱中国文化。

我建议，中国文化“走出去”中的“走”字应该改为“输出”！因为“走出去”是一个随意、口语化的表达方式。“走出去”是一个灵活的要求，有两个缺陷：一是“走出去”并没有真正说清楚走多远、走多广、到什么程度，表达不够明确；二是“走出去”会成为一些官员腐败的借口。一些官员打着文化“走出去”的旗号，出国带司机、带亲戚、带保姆，甚至带老板埋单，损害了中国的形象，使本来就有些不堪忍受的中国形象更加雪上加霜。

我认为大国文化输出必须有大国战略，必须由中央到地方各级高校的资深教授（包括院士、人文学科资深教授或著名教授）精心策划，组成中国文化输出的智囊团，或者直接成立“中国文化输出领导小组”，明确文化安全、文化战略。我们知道，一个将军打仗连前后方的将领都部署不清楚，那他肯定打不赢​​！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些专家是真正厉害的，哪些教授是真正能独当一面的。有了尖端人才，才有文化输出的可能。所以我觉得第三点，就是要空前重视文化人才！重视我们国家的文化将领！这些人才如果丢了，或者雪上加霜，或者无所作为，那都是我们共和国的损失。

我们要为中华文化输出制定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规划，甚至制定战时、持久战中如何输出中华文化的战略。每天只梦想到处都是金子是愚昧的，只害怕天塌地陷是悲观的。我们要清醒的现实，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我们要了解阻碍中国文化在西方输出的策略、文献、书籍。这需要双语精英，他们非常擅长外语，能精通英、德、法等多种语言。国家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化输出办公室，组织翻译出版历代中国经典书籍。只有这样，文化策略才能清晰。

谈中国文化输出不能只是口号，就像我们曾经提出要“解放全人类”一样，必须从口号转化为实践。中华民族早就说过“博学、慎思、明辨、勤于实践”，没有这个“实践”，以前的学习和思考都是空谈。如果行动做不好，中国文化输出只能是“一声叹息”，一声沉重的叹息。所以，我们要把文化输出作为中国梦的一部分。记得季羡林先生曾经对我说过：“孔子学院要开设琴棋书画、经史典藏，尤其要重视中国书法。”因为书法是汉字文化圈的承载者，而现在我们的汉字文化圈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日本的“去汉字运动”只要求日本大学生认识900个汉字，而过去则需要认识6000个汉字； 韩国的首都改名为首尔（SOUL），原名“首尔”两个字被废除；在菲律宾，中华文化地位基本很低；在越南，汉字被彻底废除，全国拉丁化，看不到一点汉字的踪影；再往西走，马来西亚也不重视汉字；新加坡则以英文为尊，以中文为低……我去过新加坡两次，震惊地看到他们总理在那里写的一篇文章——《我在新加坡偷偷学中文》（作者：李光耀）。我们的祖先花费数千年时间创造的“汉字文化圈”，现在还剩下什么？中华文化的低迷，导致汉字文化圈的消失！

我认为书法是恢复和重建汉字文化圈的一个很好的渠道，通过书法，我们可以把美丽的汉字、诗词、词赋输出到海外。在输出文化的过程中，首先要避免政治上的尖锐化。习近平最近来到北大，说：“大学之道，明德之道，亲民之道，止于至善之道。”正如他所说，中国人自己要过好日子，也希望别人过好日子。这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则人立己；己欲成，则人成己。”

我们要老老实实学习别的国家在文化输出上的坚持。国家要花真金白银翻译500本书，这500本书要我们挑选出来翻译，要选出优秀的：从先秦到清末，从民国建立到上世纪末，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中国文化新气象，整理出中国的书法谱系、诗歌谱系、小说谱系等等。让外国人知道什么是中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有一个特点：在大陆乱的中国人就欺负，在大陆好的中国人就礼遇。我以前留学过，出国后很生气，那时候经常听到西方人聚在一起在我面前批评中国。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想——怎样才能让他们平视中国，而不是看不起中国？我想，要用事实说话。 日本政府花费巨资翻译了一百位文学家、一百位经济学家、一百位哲学家、一百位艺术家、一百位音乐家等等，把从中国学来的插花、茶道、武术，转化成自己的文化瑰宝，现在全世界都认为这些都是日本的。日本站在中国前面，抓住了文化输出的机会，但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我们应该对此深刻反思。

我曾经说过：没有硬实力，打仗就会输；没有软实力，不打仗就会输。通过翻译，我让西方了解中国人，明白我们文化里的“和”、“慢”、“柔”，恰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态哲学。这些哲学和西方的铺张浪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英国学习了中国的“慢”，有“慢生活主义”；德国学习了中国的“节俭”，有“极简主义”。

我认为，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的价值是和合、慢和柔。在大文化战略上，中华文化对世界有意义的普世价值有“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和合”等。在具体的精神文化上，则表现为：

第一，重视“和”。西方文化是竞争性的，个体竞争，群体斗争，国家争斗，今天依然如此。中国重视“和”，孔子一直坚持“择贤能者，信和为贵”的大同；老子厌恶战争，认为战争是“凶器”，不宜过多；墨家主张“不攻自破”；就连孙子兵法也提出，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许多思想虽然有不同派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重视和。总体来说，中国文化是和谐的文化。这种文化现在被西方边缘化和击败了。但它一定会开花结果，成为一种让西方人印象深刻的新生态文化。

第二，慢的价值。中国文化给人的印象是慢。京剧唱得慢，二胡拉得慢，书法除了草书中国文化，写得慢。现在的人吃饭很匆忙，喝水很匆忙，看通宵电影很匆忙，结婚很匆忙，离婚很匆忙，生孩子很匆忙，死后很匆忙，追悼会很匆忙……今天是一个被现代化拖累的疯狂、焦虑、不安的世界。结果，人类越加速，世界的报复心理就越强烈。空调、汽车越多，温度就越高。温度每上升两度，海平面就会上升6米，人类辛苦建造的沿海城市就会被淹没。温度每上升6度，海平面就会上升60米，世界地图就会被重新绘制。 （见《上海沉没》）人类正在加速破坏生态家园，破坏赖以生存的地球，破坏人类唯一的栖息地。所以我相信“慢”生活一定会重新出现。西方人忽悠人说“时间就是效率，效率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快乐”，让人困惑。但今天，英国人提出了“慢生活”的做法，可以说是回归正轨的一种方式。

第三，“温柔”的文化。今天的女人不再温柔，成了“我的野蛮女友”；今天的男人不再温柔，家暴触目惊心；今天的政府官员不再温柔，强拆强建；今天的媒体不再温柔，唯恐天下不乱。我们的世界需要温柔的文化。有了温柔，才能写出冰心、写出泰戈尔，有了温柔，才能有真正的托尔斯泰式的艺术与关怀。

以前外国人看到毛泽东、姚明、章子怡等，似乎在他们心目中，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军事家就是文艺明星、体育明星。西方知道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季羡林、张岱年吗？这些人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宝，西方却对他们知之甚少，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现在我们一提到莎士比亚，就崇拜他，到英国去寻找名人故居，西方人来到中国，能看到什么？会找到谁的故居？

我们之所以在文化输出中重视书法文化，是因为这是传播和重建“汉字文化圈”最重要的途径。书法之美，在于生命运动中的“静”，在于退出喧嚣的世界，回归静谧的空间。唯有静，才能容纳万物。如果一切都被填满，连一滴水都挤不进去，人的内心就会变得自满和僵化。回归本心，别在别处生活！回归书法的文化本源，别用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边缘化书法！

所以我们要翻译书籍，让西方了解中国，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我们不仅要翻译孔孟老庄、欧美英语，还要翻译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流派的谱系，整理出来，出版，翻译出来，让中国人了解，让世界了解。我想，只有把这些都做好了，才敢回答“中国文化输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新华文化：您在刚才的演讲中说，现代性常常把东方和西方对立起来，把中国和外国对立起来，这种二元对立、东西方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是否存在问题？

王岳川：人类社会经历了三个发展变化阶段，从一元社会到二元社会，再到今天的多元时代。一元社会，只有一个人说话；二元社会，双方对立、对抗；多元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声，但多元社会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人人都说话，人人都说话，在一片杂音中很难听清谁说了什么。

西方人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来对应一元时代、二元时代、多元时代。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西方社会很注重时间，在他们的观念里，过去是坏的，将来是好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恰恰相反，中国人往往认为过去是好的，现在是坏的，将来是未知的。中国人更注重空间观念，中国人注重下中上空间观念。所以，结合中西方的时空观念，应该有这样一个四维的思维方式去探讨问题。现代性的逻辑起点是二元对立，你低我高，你听我的。后现代是多元，是杂音。而价值多元是价值迷失。一元不好，二元不好，多元也不好。什么好呢？所以，现在经常用“圆桌会议”。 你要先听一个人说，然后再进行多元化的讨论。西方人列出了三个三段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对中国很不利。因为它遵循的是线性思维方式。西方人认为人类有原罪，越早犯罪越罪恶深重。人类最终可以体会到上帝的大爱，获得新的辉煌。按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逻辑思维，未来很美好，过去很糟糕。

中国人的逻辑体系和西方人正好相反，我们描述现在，会说国家在走下坡路，人民在腐败，人心大不如前。我们的评价体系是下-中-上。下是衣食住行，是吃饭的问题；中是诗意生活，是琴棋书画；上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王阳明心学探讨的问题。我相信，这个“四维时空”才是解决中西互相鄙视问题的唯一途径。

新华文化：现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汉语热”，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王岳川：这是好事，西方人学汉语越多，人们越了解中国，讲“黄祸论、威胁论、崩溃论”的人就越少。

新华文化：如今，文化产业如何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热点，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找到产业化的出路？

王岳川：最近我应邀在中央电视台百集纪录片频道“工匠精神”研讨会上发言，我看了看参加的名单，只有我一个文化学者。我觉得“工匠精神”是可以工业化的，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止于至善。为什么现在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做的东西不好呢？我看日本人做的糕点，做得太精致了，让人不忍心吃。而我们中国人做的糕点，可以完好无损地从五楼扔下去，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呢？可以说，我们古人十年磨一剑，现在的人三天磨一剑。工业化之路必须有三个基本点：第一，文化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实质。所以文化要注重高端文化、雅俗共赏的文化，雅俗共赏，才有生命力。 那些前卫、先锋艺术虽然很煽情，但欣赏的人不多，很快就会消亡。而庸俗、庸俗、媚俗的东西，绝不能产业化。文化产业要判断中国文化真正魅力在哪里，要有判断力，要有辨别力。所以第一个基本点是要有“眼光”。第二个基本点是要知道未来的发展趋势，下一步会怎么样。所以要有眼光。第三个基本点是要找到正确的产业化模式和产业套路。把握住这三个基本点，才能把文化产业做大做强。（文/李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