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学的文化转向带来了范式的革新，然而，如果将文本解读的分析路径推向极端，就有可能落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即过度理论化脱离现实世界；解构主义的方法论阻碍了研究结论的相互借鉴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为批评而批评的倾向使学者忽视了对文化真实有效性的考察。文化转向的“装饰社会学”批评涉及三个基本问题：行为主体如何塑造自己的个体文化、个体文化如何聚合形成公共文化、公共文化如何影响行为主体。为避免落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文化社会学家可以借鉴现象学和认知社会学的相关成果探究文化的形成机制；通过计算社会学提供的新分析工具衡量文化在个体和集体层面的表现，理解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互动关系； 并从单一意义的符号系统文化转向多元意义的实践文化，分析文化在不同领域中的现实有效性。

关键词：文化转向 / 装饰社会学 / 理论主义 / 解构主义方法论 / 文化效能

作者简介：胡安宁，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1.问题陈述

如果按照乔治·里泽尔的定义，将范式视为学科内部而非学科之间的共识单位，那么，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学“文化转向”无疑可以视为一种范式的转变。与社会学结构取向的分析相比，文化转向范式下的社会学研究不再将体现在代码、情感、话语、文本、叙述、概念中的文化视为由结构决定的从属变量，而是强调文化本身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在具体研究中，这种文化转向的分析路径要么与结构分析并行新品，如布迪厄，要么颠覆结构分析，注重解读话语和符号的独特意义，如鲍德里亚，从而成为当前社会学多元研究范式的重要分支。可以说，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经验解释路径的反思。 文化转向通过对社会的文本阐释，呈现出社会学阐释主义传统的独特魅力，沿袭这一传统，“社会”即为“文化”，“文化社会学”也走向了“文化社会学”。

讽刺的是，文化转向虽然反对科学经验主义，采取了一套看似科学的方法来“脱离”甚至“阉割”现实，但也可能因为过度注重文本和话语解读而远离现实生活经验。这种潜在的理论困境被社会学家克里斯·罗杰克和布莱恩·特纳称为“装饰性社会学”。所谓装饰性，是指对社会的过度文本解读可能成为现实生活的伪装或术语游戏，从而无法呈现现实世界。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转向下的所有社会学研究都划归为“装饰性社会学”，但“装饰性社会学”代表了文化转向走向极端后可能出现的一种“陷阱”。如何避免落入这一陷阱，保持文本解读的社会性、历时性甚至政治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经验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借用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钻石模型，从理论取向、方法论取向和现实分析取向三个层面系统解读了对“装饰社会学”的批评。随后，针对这三种批评，本文分别从文化的发生基础、个体文化表达与集体文化表达的关系、场域层面的文化有效性三个方面作出回应，并探讨跳出“装饰社会学”陷阱的可能途径。尽管本文的基本分析路径是理论性的，但支持相关论证的材料则来自近年来文化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如认知社会学、计算社会学等）。因此，本文也希望借助这些理论探讨，推动基于中国社会的文化社会学实证研究，从而呈现文化转向学者们希望看到的文化的独立价值。

2.“装饰社会学”对社会学文化转向及其系统化的批判

1.“装饰社会学”陷阱

罗杰克和特纳对文化转向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文本和话语解释的过度重视上。具体来说，这些批评涉及理论、方法和实践三个方面。在理论上，对文本和话语解释的过度重视，倾向于从理论而非经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人的行为和互动，从而将实践中的社会史转化为理论变迁的历史，这本质上是一种装饰性的理论主义。罗杰克和特纳指出，在强调社会现实逐渐消解的同时，以理论为导向的学术讨论充满了空洞的晦涩之词和术语层面的诡辩，从而逐渐演变为一种智识上的自恋。在方法论上，文化转向过程中对话语和文本解释的过度重视，侧重于“解构”。与结构分析上的“解释传统”相比，文化转向中解释传统所形成的知识更加“地方性”，因此往往难以得到经验验证。 由此，真正意义上的历时性研究和比较分析难以实施，知识无从积累。在实践上，虽然不少持“文化转向”范式的学者强调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文化符号所隐含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呼吁对此进行反思，但罗杰和特纳认为，这种呼吁并没有真正去思考如何真正改变现实，消除这种不平等的符号权力关系，因此其所提倡的“政治实践”并非真正的实践。相反，文化转向过程中对文化意义的反思往往是为了差异而差异，为了批评而批评，这恰恰反映出过分偏向文本解读，会遮蔽对文化现实有效性的审视。

罗杰克和特纳对“装饰社会学”的批判是尖锐的。但是，我们不能将社会学的文化转向等同于“装饰社会学”。在现有的关于文化转向的讨论中，学者们往往将相关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软文化转向”，这种转向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但并不排斥结构分析，而是认为文化与结构相辅相成；另一类是“硬文化转向”，这种转向强调社会乃至结构的象征意义，因而倾向于意义解释，否定结构分析。从这一区分来看，罗杰克和特纳对“装饰社会学”的批判应该是针对硬文化转向的。因此，简单地认为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本身存在上述理论、方法和实践问题，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罗杰克和特纳的批判确实“提醒”了文化社会学家，如果过分强调对传统的解释，就会“过犹不及”，出现上述问题。

2.“装饰社会学”批评的系统化

那么密室逃脱游戏，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落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理解罗杰克和特纳提出的三个批评。这个新视角结合了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钻石模型。

具体而言，文化三角模型认为文化有两个基本层级：一个层级是个体表现出的某种文化特征（如个体孝顺父母或认为孝道很重要）；另一个层级是社会成员共同价值观形成的集体文化（如中国社会的孝道传统）。前者可以称为个体文化，后者可以称为公共文化。进一步来说，个体文化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表达”的文化（能够用语言系统表达的文化）；一种是“不可表达”的文化（通过长期实践获得并“每天使用而不自知”的文化）。可表达的个体文化、不可表达的个体文化和公共文化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文化三角。但是，文化三角模型侧重于区分不同类型的文化，并没有直接纳入行为主体的因素。这就引出了文化钻石模型。 文化钻石模型认为，文化涉及文化生产者、文化接受者、文化客体和社会环境四个因素，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一个钻石结构。可以看出，在文化钻石模型中，行为主体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分为文化生产者和文化接受者两大类。但与文化三角模型相比，文化客体主要涉及的是一些具有文化意义的“产品”（如文学作品），而不是普世的文化表现形式（如价值观等）。宏观社会环境不被视为个体文化组合形成的公共文化，而只是作为背景因素而存在。

结合文化三角模型与文化钻石模型，我们可以发现，文化三角模型强调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分，并指出前者可以汇聚形成后者。文化钻石模型则强调文化研究中的行动者要素。结合两个模型，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分析图。（见下页图1）

此图中的三个要素分别是行动者、个体文化、大众文化。显然，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分、个体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化（箭头2）来自文化三角模型，但我们不再进一步区分个体文化的不同类型（是否可以说）。行动者的引入来自文化钻石模型。每个行动者都会体现个体的文化特征（箭头1），集体大众文化中的个体必然会受到大众文化的影响（箭头3）。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这里分析的不是具体的文化对象，因此没有必要再细分文化的生产者和接受者。

图1所呈现的理论图式，可以很好地呼应罗杰克和特纳提出的三个“装饰社会学”批评，即理论化、解构方法论、忽视文化现实的有效性。理论化的局限在于，它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往往从文本和理论出发，而忽略了经验现实中的行动者。在文化钻石模型和文化生产研究中，行动者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生产和具体化文化对象（或图1中的个体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化忽视了行动者，也就是忽视了个体文化如何从行动者中生成的发生学问题。正如罗杰克和特纳所说，许多关于文化转向的研究强调了同时代性，即对既有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这实际上预设了意义的存在，而文化转向学者的工作就是“挖掘”这些意义。 但这些研究往往不提及这些意义是如何形成的，或只是一带而过，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社会阶层、大众传媒等因素。因此，为了避免理论主义的陷阱，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引入行动者，讨论个体文化是如何从行动者中生成的。这对应于图1中的箭头1。

解构主义方法论所面临的批判，本质上涉及的是文本解释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换言之，通过解释而获得的局部性知识与大家普遍认可的普遍性知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针对这一问题，社会学家张静早在2000年就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认识论矛盾。顺着这一思路，或许解决解构主义方法论的一个方向就是抛弃“主观性”的假设，即不再认为事实是定义的产物，而是认知之外的“事物”。此时，个体文化虽然仍然是个体所呈现的文化对象，但不再是学者定义的产物，而是主观定义之外的、客观存在于现实中、可以被大家“共同”分析的对象。 例如，个体层面的孝道文化游戏交易，不再是学者或当事人对具体行为的某种解释和理解（或工具箱式的事后合理化），而是一个可以用外在的客观表现（如对待长辈的态度、话语模式、行为方式等）来衡量的“事物”。此时，如果个体文化代表的是某种地方文化，而公共文化代表的是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那么个体文化与公共文化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种建构关系。换言之，代表普遍知识的公共文化是由代表地方知识的个体文化所构成的。具体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可能集中在某个时空，但对这个时空的分析所展现出的个体文化需要经过抽象分析，才能上升为普遍的公共文化。更重要的是，这种建构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螺旋式上升的。 个别个体文化层面的研究成果可能会因为与普世文化差异太大而成为“异类”，从而被边缘化，但大量的个体文化变化也会聚集起来改变大众文化。至此，通过分析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我们找到了一条避免解构方法论问题的可能路径，使得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具有可比性和累积性。这对应图1中的箭头2。

鉴于忽视在实践层面考察文化实际效力的局限性，笔者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是重新引入行为主体。不过，此时行为主体的角色不再是个体文化的生产者，而是大众文化的接受者。与传统的文化钻石模型不同，我们在这里考察的不是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等文化产品，而是抽象意义上的文化价值观、观念和话语。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化的实际影响力时，更应该关注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大众文化对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的影响。这其实就是詹姆斯·科尔曼机制分析模型中讨论的情境机制。在图1中，这对应箭头3。

综上所述，通过结合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钻石模型，我们将罗杰和特纳对“装饰社会学”的批判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这一框架，针对具体局限性的可能解决方案也正在浮现。在后续的讨论中，笔者将结合具体的实证研究，整合各类理论资源，具体分析如何避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这方面的讨论总结于表1。

3.如何避免“装饰社会学”的陷阱？

1. 避免装饰性理论：理解文化的遗传基础

如前所述，为了避免极端文化转向中可能出现的理论化，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行动者如何生产并具体化个体文化，即文化的发生基础。这个问题一直是现象学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例如，在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研究中，他特别强调个体通过类型化来理解和掌握不同类型的社会角色（如舒茨提到的邮递员的例子）。同样的分析逻辑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建构理论。但是，回到我们上面的理论图解，考虑到个体文化与公共文化的区分，现象学社会学更关心社会层面的公共文化（或伯格和勒克曼强调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相比之下学文化，对个体文化如何形成的讨论较少。现象学社会学学者倾向于预设一个社会化过程，让社会成员吸收和学习社会中早已形成的普遍文化。这种预设对于理解个体层面价值观的形成过程，难免过于简单。 与传统的现象学社会学相比，对于行为体如何形成个体文化的探讨更为丰富，来自于日益兴起的认知社会学。

具体而言，认知社会学有两条研究路径：一条路径强调个体认知的社会属性，即社会如何塑造个体的认知特征。这条研究路径与传统的现象学社会学研究类似。另一条路径则反其道而行，强调个体的认知特征如何改变个体乃至群体特征。这条路径的分析借助生物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个体文化从何而来提供了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视角。例如，传统社会学对个体如何形成特定文化特征的讨论，往往来自于符号互动分析。顺着这种思路，人们形成个体文化的关键，是从互动过程中获得一些关键的符号（如语言符号）。然而，认知社会学研究试图通过引入镜像神经元的概念，解释个体对他人的“共情体验”以及随后的文化形成并不一定依赖于外部符号。即使没有符号的帮助，人们也几乎可以本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他人的行为和意图。 因此，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主体所体现出的某些个体文化特征，并不一定是符号互动所致，而是由个体内在的认知机制所决定的。再如，人们在判断政府是否值得信任时，会考虑不同政府之间的层级差异，但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界限又在哪里呢？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认知模式（或认知图式），有的人认为上级政府仅限于中央政府，有的人则认为市级以上政府都是上级政府。政府体系的这种认知特征，直接影响着个体对政府信任程度的判断。

上述研究实例表明，在避免理论化修饰的同时，我们需要遵循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去思考文化如何生成的发生学问题，并结合认知社会学近期的研究成果，寻找文化生成的认知基础。

2. 避免修饰的解构方法论：理解个体文化表达与集体文化表达的关系

在分析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关系时，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找到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的实证测量。遗憾的是，这恰恰是文化转向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缺憾。文化转向强调对社会生活意义的阐释，因而较少关注“貌似”科学意义上的测量。但测量文化并不意味着在文化分析与科学分析之间“选边站”益智游戏，而是通过合理的手段将文化固定于一个具体的、可触及的分析对象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测量文化并不是社会学文化转向的背离。相反，如果文化有更坚实的“对象”基础，而不是依赖学者的阐释和解释，那么文化社会学将拥有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那么，文化该如何测量呢？根据约翰·莫尔等人的分析，文化可以从人、物、人际关系等多个方面进行测量。限于篇幅游戏交易，这里不方便展开讨论，但无论采用何种测量方法，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找到文化的载体。在这方面，语言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有着不同的语言使用习惯，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通过描述个体的语言特征来探究个体文化的特征。此外，语言的使用还可以超越个体，形成一个集体的“对象”，从一个小的社区到一个国家，我们可以提取出集体层面的语言使用模式。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我们其实可以在个体和集体文化层面都得到一个具有相当理论效度的测量。后续的工作将可以对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克服解构主义方法论的不足。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分析语言使用模式呢？针对这一问题，日益流行的计算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等分析方法，研究者可以通过大量的语言语料发现丰富多彩的语言使用模式。目前，社会学领域常用的语言使用模式包括特定词语（如代词）的使用频率、语义三元组（动作的行为者和对象）的使用频率、词语使用的背景相似性（通过向量化处理）以及不同类别词语（认知、语义和情感）的分布。基于这些语言使用模式，文化社会学家可以分析个体文化（个体语言使用模式）与集体文化（群体语言使用模式）的一致程度。需要提到的是，这类分析并不局限于机器学习领域，而是涉及传播、管理等多个学科，因此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3.避免装饰的文化效应：理解场域层面的文化效应

装饰的文化效应分析缺少对文化实际效应的考察。造成这种弊端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文化转向视角下的很多研究都关注宏观社会文化，而这种文化与具体的个人生活“距离”较远。按照历史学家威廉·塞维尔（William H. Sewell Jr.）的定义幸福感，这种宏观文化是一种与符号和意义系统相关的单一文化，其功能在于区分文化与非文化。显然，讨论宏大文化的具体社会效应过于宽泛，所能呈现的文化效应自然有限。因此，为了避开装饰的文化效应分析，我们不妨回到塞维尔所讨论的另一种文化，即实践文化。这种文化不再关注文化与非文化的区别，而是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中层文化概念更贴近现实，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更适合进行文化效应分析。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布迪厄的术语，将实践文化理解为具体场域内的文化，其运作方式与其所在的场域更为密切相关。

从场域的视角理解文化效应口才，可以说是社会学中层理论分析的重要进路，布迪厄对教育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符号暴力的分析便是一例。不过，布迪厄的分析颇具结构决定论色彩，符号暴力的实施与运作受场域逻辑影响，因此场域的使用似乎多少又回到了结构分析的“老路”，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何场域概念的使用在偏向文本解读的学者中并不常见。不过，场域概念的引入并不必然同时带来结构决定论。对于文化效应的分析而言，场域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规划文化发挥作用的范围、对象与情境，而非泛泛地谈论文化的作用。此外，按照布迪厄自己的​​思路，一个场域中的文化可以跨越到其他场域。 因此，作者认为，考虑到场的概念独特的分析价值，没必要过多纠结其背后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引入了结构决定论。

基于场域边界的文化效应分析在近期研究中不乏实例，如Lambros Roumbanis同样借用符号暴力的概念，通过参与式观察讨论了学术项目申请过程中不同资历教授之间、基金委员会与大学教师之间符号权力的不平等。在管理学领域，Thornton等提出的制度逻辑方法拓展了传统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从合法性、权威性和身份性来源等多个角度关注家庭、宗教、国家、市场、职业和公司等不同场域所独有的文化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逻辑理论也是场域文化分析的一个例子。

综上所述，如果文化转向过程中所关注的文化概念在考察文化的具体有效性时有些宏大百花奖，那么我们不妨从更中观的视角小品剧本，以领域为界，分析不同领域的文化效应，这不失为一种解决装饰文化有效性分析的可行途径。

4. 总结与讨论

从学科内部范式分化看，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无疑带来了范式意义上的创新。然而，如果将文化转向所强调的文本解释推向极端，则有可能陷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此时，过度的理论化就会脱离现实世界；解构主义方法论的倡导者阻碍了研究结论的相互借鉴和研究成果的积累；为了批评而批评的倾向使学者忽视了对文化真实有效性的考察。结合文化三角模型和文化钻石模型，本文将这三种“装饰社会学”批评对应到行为主体如何塑造自身个体文化、个体文化如何聚合形成公共文化、公共文化如何影响行为主体三个基本问题。为避免落入“装饰社会学”的陷阱，文化社会学家可以借鉴现象学和认知社会学的相关成果来理解文化的发生基础； 通过计算社会学提供的新的分析工具来测量文化在个体与集体层面的绩效，从而理解个体文化与集体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从单一的符号意义体系文化转向多元的实践文化，分析不同领域中“中层”的文化有效性。

重要的是要再次强调，我不主张社会学中的文化转变应该与“装饰性的社会学”相同，而所谓的装饰最初是指将解释性途径推向极端的解释性途径，即所谓的批评和批评的重要性。 Ology。

首先，对社会生活的含义的解释不是研究的含义。使我们对方形舞蹈亚文化的形成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次，文化分析和结构分析不是相互排斥的，并且在特定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中没有必要的主奴隶关系。可以详细分析相关研究的问题。

第三，文化社会学研究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分析路径以及文化社会学的实践研究也激发了宗教社会学的实践路径，以实现跨学科研究。含义，我们主张文化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与其他研究方向之间的更深层次的交集与合作。

（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有关全文，请参阅中国汇集大学的复印报纸和期刊材料“社会学”，第1、2022/“社会科学”，第8号，2021年）